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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伴侣的易名与“民主”的发展

   据说,娼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倘如是,则在我中华古国应有五千年历史矣。
   
   不过,若按周恩来的说法,此数千年历史曾在大陆一度中断。50年代中期周出访南亚(印度?)之际,某西方记者问“中国是否有娼妓”,彼答称:“有,在台湾!”此一答问被视为周机敏灵活、娴于辞令之例证。寥寥四字,为毛王朝涂脂抹粉之余,又巧妙宣示了对台主权,一箭双雕。
   
   应该承认,当时大陆确实没有娼妓。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已在大小城市明令取缔卖笑行业,从业女子均被收容,进行转职培训使之改事正当职业。有一部影片名《姊姊妹妹站起来》,即以此为题材。“站起来”者,不再躺着谋生之谓也。

   
   然而,圣人云:“食色,性也。”这古老职业事实上并未就此在神州大地泯灭,只是转入地下而已。故当局每逢在城镇整顿治安,皆含查处“暗娼”在内。真是野花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至于农村,则由于宗族传统观念及村民互相熟稔,暗娼难以生存。偶有者通常称为“破鞋”,但只是“玩票”(业余)性质,“帮补帮补”罢了,不可能借此维持生计。
   
   其实,“玩票”者不仅散见于斯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更半明半暗地大量存在于部队、机关、企业及文化事业单位,诸如文工团、艺术团等尤为常见。所谓陪首长跳舞,往往陪到上床。中南海举行的舞会如此,省、地、市级“联欢会”也如此。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女秘书、女护士、女服务员,实质充当顶头上司的性伴侣。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女方尤须守口如瓶,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与此同时,社会上宣扬的是禁欲主义。平民百姓只能清心寡欲,非礼勿视,极其量是眼看手勿动。这“眼看”之物并不包括西方色情影片,那是仅供最高当局几个人,特别是后来的文化革命旗手江青“调看”的。文革十年,此种戒律更是达于极致,只有现役军官不受此限,他们享有生杀予夺特权,可以肆意将女知青作为性奴,不但手动,下面的子孙根也动。
   
   因此,改革开放之风一吹,关闭已久的性闸门迅速被人欲的洪流冲开。经济腾飞的同时,繁荣娼盛蔚为大观。民谣“没到北京不知官小,没到深圳不知钱少,没到海南不知身体不好”,末句便是指“莺歌燕舞”后来居上的海南,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佳丽,北地胭脂,南国碧玉,环肥燕瘦,目不暇给,令人眼花缭乱。
   
   正如陈毅诗云:“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情欲如火,多多益善,奈何有心无力,倘健硕如美国现任加州州长阿诺舒华辛力加,那多好?
   
   但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几年里,无论当官的或是“个体户”,绝大多数仍属“阮囊羞涩”,可以千金买笑者尚稀。故纵情声色的颇有一批“高衙内”之类党政大员子弟。其中杭州(?)警备区司令熊某两位公子,以及大寨陈永贵(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之子一度臭名远扬,由于大寨位于虎头山侧,故后者被称为“虎”,与二熊齐名。二熊于西湖畔的公馆强奸数十名女青年,民愤极大,终于不得不以项上人头抵偿一己的风流债。陈公子则侥幸保住吃饭的家伙。
   
   此后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各级官员有权就有利,财源滚滚,寻花问柳也就无需付出生命的代价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贸易大幅增长,大陆不少用语也逐渐和国际接轨。虽然目前尚未如同港澳台一样,对娼妓改称“性工作者”,意味着此一古老职业的合法化仍需时日。不过,性伴侣的名号已趋多元化,不再像以往的“情妇”、“二奶”或“姘头”之类,带明显的贬义。诸如“小蜜”、“亲密女友”或“私人助理”等等,听上去感觉好得多,也名实相符。
   
   估计随着大陆经济总量剧增,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不久的将来会在某些大城市设立红灯区,性交易不再成为绝对的禁忌。而“娼妓”一词也可能被不那么刺眼的字样取代。那时,若有西方记者再问周恩来当年遇到过的问题,当局大可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地答以“没有(No)!”
   
   写到此,记得列宁曾解说其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进程的关系。他说:从(十月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民主,到(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再从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到(消灭阶级)没有任何民主。这就是辩证法。
   
   这里且不论苏联(及中国的毛时代)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达至消灭阶级。仅仅套用其说法于大陆性伴侣问题,可以表述如下:
   
   从(49年之后)大陆没有娼妓,到(改革开放)繁荣娼盛;再从(新世纪)性伴侣名号多元化,到“娼妓”一词进入历史博物馆。这就是辩证法。
   
   (0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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