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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中伤胡耀邦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要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读了《尽闹笑话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作者老武),不禁记起上述外国谚语,还有鲁迅杂文(《华盖集》)中的那句话。

   该文一开头就给胡耀邦戴上了一顶“有趣”的帽子,表明作者将之作为笑料。然后来了个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把胡“最为人称道的”功绩,包括平反冤假错案,为“右派”改正及组织真理标准的讨论,贬低为“有一定限度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紧接着便是全盘否定,指其“不够稳重,不像个党的最高领导人”,“闹了一大堆笑话,叫人爱也不成,恨也不是”,并将其罪状归纳为十个字:“胡冲乱撞,乱发言,乱表态”。
   随后,作者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申明:“目的不在于搞臭胡耀邦,只是讲几个胡耀邦闹的笑话让大家看看胡耀邦的另一面。”
    不过,文章接着并没有讲笑话,而是对胡进行人身攻击。
   作者首先说,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刚当选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活像一个小丑”,这是由于“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做报告时那种一蹦三跳,得意忘形的样子”。
   真佩服作者的记忆力,27年前的电视画面还记得这么清楚。对此我早已毫无印象。但我记得胡当选中央主席后,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讲了三点意见,时在6月29日下午:
   第一点讲的是“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答案是“老一辈革命家”,并举出了常委中叶、邓、李先念、陈云四人的名字。
   “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我是在我们党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准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
   第三点讲“我们的劲该往哪里使?”说要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段言简意赅的话当场受到邓小平的激赏,说胡“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卓越文化,2005年,369-370页)
   所以,说胡在会上“做报告时”“得意忘形”,这恐怕是作者心造的幻影而非事实。那是由于他“对邓小平,胡耀邦篡夺了华国锋的权比较反感”之故。至于胡讲话时“一蹦三跳”,则容或有之,但应不是在做报告。因为胡是会议结束才当选主席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篡夺”一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那是指“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地位或权力)”。胡的当选主席经过全会合法选举,不能诬称之为“篡夺”。看来作者奉毛为正统,只承认其对华的“手谕”“你办事,我放心”才算数。于是邓、胡都成了盗取神器的奸佞小人,备受其攻击丑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说作者对电视画面的回忆可能有虚假,那么他82年在西安目睹的陪同北韩主席访问的胡耀邦,其笔下形象大约可信。
   文中称:“胡耀邦在车里隔着车窗朝我们不停的招手。胡耀邦看起来又瘦又小,大家回去后都叫他‘小小胡耀邦’。后来,发现社会上有人干脆叫他‘小胡’。”
   很显然,作者有意矮化胡耀邦。所以,他有点做贼心虚地在下面写道:
   “当然,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们不能仅仅凭长象就对总书记说三道四。”
   不过,他的话倒并不错。一个人的形象高大与否,未必与其身高成正比。曾经担任过联合国主席的菲律宾前外长罗慕洛(?)说过:我个子不高,但脚踏实地。(大意)胡耀邦身材并不魁梧,然而他真心为民,品德高尚。跟他这次陪同的金日成相比,他算不上美男子,但其心灵之美,显然是搞“家天下”的这位贵宾所无法比拟的。
   至于说“社会上有人干脆叫他‘小胡’”,笔者孤陋寡闻,实在没听说过。只知道许多知识分子称之为“耀邦”,这是不见外的叫法,除了意味着地位平等,也反映出人心喜好。
   大概正是基于这种民心所向,作者不得不言不由衷地继续写道:
   “当然,应该说胡耀邦不是坏人,但他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
   文中再次来了个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作者称:
   “ 胡总书记虽然喜欢搞调查研究,但往往办事的时候不用脑子,乱发言,乱许诺,经常好心办坏事,”
   上面头一句是铁的事实。大陆2000多个县,胡到过将近1600多个。这是中共其他任何一位主席/总书记(第一把手)都没做到的。去的地方多,讲的话多,言多必有失,也就可以理解了。其中有的变成笑话,也并不奇怪。这应该从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加以检验,而绝不能加以别有用心的嘲笑与讽刺,更不应信口开河地恶意中伤。因为那样做所伤害的并不仅仅是胡耀邦,而是为数大得多的处于弱势的普通民众。
   下面让我们看看作者“听来的笑话”吧。
   头一则是1980年胡以总书记身份考察西藏。文中称当年5月,“ 刚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当时还有党主席)的胡耀邦率领一帮人马去西藏考察。胡耀邦尚在去西藏的飞机上,已经对西藏做了结论。到拉萨后,在高原气候的影响下,头脑发胀,热血沸腾,听不进当地领导的意见,就在自治区领导干部大会上大放厥词,指责说中央政府过去投在西藏的20亿人民币,全都被扔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他断言,西藏之所以还穷就是让大量的汉族人给吃穷的。所以,要将大批汉族人内调,给藏族人升迁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去管理西藏。胡耀邦虽然给了那些辛辛苦苦, 多年工作在西藏的汉族人一记耳光,但也使他们内心激动,毕竟他们有希望很快调回内地。”但他回京后落实其内调政策时,新疆的少数民族也要求汉人离开新疆。于是,西藏汉人内调工作便紧急踩刹车。
   应当指出,作者的以上记述多处失真,资讯来源不明,评论也极不公正。
   实际情况是:一上飞机,胡耀邦就对随行人员和记者们谈了此行的目的。他说:“我们此次不是去参观,而是去工作。。。西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它拥有全国1/8的面积;第二,人口不到200万,相当于全国的500分之一。。。29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西藏很大帮助,总投资达45亿元,可是国家从西藏征的税收、公粮加起来,不过5000万元。”
   他接着说,“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群众的农牧税。。。放开,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总之,要对西藏的发展有利。”(同上,371页)
   可是,该文说的是中央政府投放了20亿元,这连实际金额的一半也不到。提供消息的人在胡说。另一方面,大批汉族干部和军人入藏,其“人头费”即工资部分已属不菲,还不算他们的粮食供应诸如运输费等,都得花不少钱。故胡即使真的(这有待证实)说了西藏“让大量的汉族人给吃穷了”之类的话,也并没有错。
   何况他所讲的中央六字方针,显然是政治局的共识,并经邓、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同意。作者评论其头脑发热,又指责他没到西藏已有结论,这都属于莫须有的罪名。
   不言而喻,六字中的“走人”,便是指撤回入藏的汉族干部。宣布此事,绝不应当成是胡的笑话,更不能看成是对“辛辛苦苦、多年工作在西藏的汉族人打了一记耳光”。它只是调整政策,以便有利于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如能及时落实,说不定今年3月的拉萨事件也不会发生。
   但后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胡一心想办的好事未能成真。“非战之罪也”!尤其不能以此作为胡的“笑话”,幸灾乐祸。
   其次,文中说到后来伍精华出任西藏党委书记,指其用人不当,这也难以成立。
   毋庸细说,边陲封疆大吏之任命,不是胡耀邦一个人就能决定的,此其一。再者,曾主持过国家民委,本人属彝族的伍精华去西藏任职,显然比汉族人当书记更有利于藏民观感与内外视听,此其二。他“不折不扣地执行”宗教政策,动用中央的财政拨款修缮喇嘛庙,有何不妥?此其三。作者指藏族人民生活因此没有改善,试问有何证据?而且从常理推断,大修庙宇必然创造就业机会,亦增加当地旅游资源,不是一举三得吗?
   文中继称:“喇嘛庙有了财政资源后,队伍也不断扩大,境内外的亲达赖的人也就乘虚而入,藏独势力也随之壮大。伍精华还在西藏的时候,藏人就围攻自治区政府大院,伍精华扔下别的干部、职工,自己越墙而逃。”这一切是否属实,实在存疑。兹不论。
   第三,作者指责1983年胡耀邦轻易许诺,说给攀枝花每人涨两级工资,终无兑现。但其消息来源可靠吗?胡于何时何处作此承诺?原话为何?何人证明?道听途说,岂足为据?
   另一则有关胡耀邦同意云南地方政府建议,让当地老百姓开发矿产资源的“笑话”,同样是无头无尾,真假莫辨。胡已去世近20年,无从自辩。作者如此往已故领导人身上抹黑,是何居心?
   第四,文中指胡插手国务院的工作。这倒有点“空穴来风,不为无因”。问题是作者泛泛而谈,比如说胡何时找了哪些部长,如何给他们分配跃进指标,全都不清不楚。这又怎么成了胡的笑话?
   第五说到83年他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此事或者有点冒失,但无论动机或效果都无可非议。何况事前中共高层曾否议论过,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岂能一口咬定全属胡之不是?这里面又有何“搞笑”之处?
   第六,作者站在“凡是”派的立场,指责说:“胡耀邦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事实上并非如此。当他和邓小平们一起,从华国锋手里夺权的时候,完全是在搞阴谋诡计。”
   这里讲的是中共党内斗争,成王败寇,作者可以称之为阴谋诡计,但也全靠开明派上台,否则该文这样写便是大逆不道,要坐牢的。陈永贵骂胡耀邦是“胡日鬼”,一点也不奇怪。我想知道的是,作者为何至今坐在“凡是”派一边?似乎其忠君思想比胡耀邦还要“根深蒂固”。
   其实,按中国传统道德,华国锋抓毛之未亡人江青的确不足为训。胡耀邦受旧观念影响也是人之常情。当然,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反对四人帮,传统道德也只好扬弃了。
   第七,文中又称:“胡耀邦对真理的讨论,无非是从舆论上搞臭华国锋,谈不上追求与坚持真理。他的真理,不外是邓小平和其他元老的指示。如果胡耀邦真的那么坚持真理,何不就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讨论一下?”
   这段话至少有三处不妥。一是胡发动讨论真理标准,并非仅仅着眼于“从舆论上搞臭华国锋”,更主要的是为了解放思想,摆脱毛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一切拨乱反正都无从谈起。二是这种思想解放,在当时绝对需要获得邓等元老支持,不然就纯属空话。三是“四项基本原则”乃邓之命根,完全没有讨论余地,胡耀邦如果以卵击石,既不可能成事,又徒然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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