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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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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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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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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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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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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来源:观察
   南非的和平转型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国际事件。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需要和平与和解,因为长达两个半世纪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冤冤相报的循环只能导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结局。在艰难地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迈向民主自由的过程之中,这个曾经千疮百孔、差点分崩离析的国家,却诞生了三名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过去,人们只是注意到曼德拉和图图主教两位巨人的身影,而忽略了在站在他们旁边的、似乎相对平庸的戴克拉克。其实,一九九三年与曼德拉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后来在曼德拉任内又出任过第二副总统的戴克拉克,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丝毫不亚于其他两人。
   的确,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尝试过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那就是在揭露昔日压迫者暴行的同时又与其达成和解。和解可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中不乏崎岖坎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图图主教指出:“和解必须是每个南非人的事。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事业,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他人的语言和文化;准备和乐于补救过去的错误;拒绝成见,拒绝用种族或其他笑话讥讽某一群体;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加强宽容,对不宽容毫不宽容;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大部分人甚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局内人,不是被挤到社会边缘的人或陌路人。”虽然每个人都需要切身参与到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某些站在高处的人更能够登高一呼、扭转乾坤。创建一个和解与和谐的新社会,需要昔日尖锐对立的双方共同努力,仅有作为被压迫者的黑人的奋斗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有作为压迫者的白人的良知的觉醒以及对权力的释放。而戴克拉克正是领导白人精英阶层走向新时代的关键人物。
   戴克拉克出生于约翰尼斯堡,一九五八年取得法律学位后,长期担任律师;一九七二年代表南非国民党参选国会议员并且当选,一九七八年出任邮政部长,一九八二年出任内务部长,一九八四年出任教育部长与白人阁僚评议会议长。在担任这些要职的时候,戴克拉克跟他的立场强硬的白人同僚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显得温和一点罢了。一九八九年二月,强硬派总统塔博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戴克拉克继任南非国民党主席,并于同年九月接任总统。那时,尚在狱中的曼德拉敏锐地从戴克拉克的身上看到了变局的希望:“就我们看来,戴克拉克先生就是一个解码器。……他一接管了国民党,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我读了他所有的演讲,听了他所发表的谈话,开始明白他真正背离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戴克拉克不是一个像塔博那样即便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顽固派,长期的律师生涯使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定要选择某种以最小的牺牲获取最大化的利益的方式。他深切地意识到,南非不能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不能成为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不能让种族分歧和仇恨加速发酵。旧制度既对黑人不公平,也对白人不利。而变革该如何启动?他本人也没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蓝图。当时,戴克拉克刚刚接手的国家,即将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暴力成为家常便饭,各方都在磨刀霍霍,和平的前景极其渺茫。南非学者海因•马雷忧心忡忡地描述道:“对于成千上万的南非人来说,贫穷和被剥夺的痛苦也已转化成来自朋友、亲人和所爱人之手的日常的凌辱和暴力的恐怖。受害者主要是妇女、青年和老人。个人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它们也为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留下了记录——因为由在感情上亲近的人所进行的谋杀、强奸和强暴的殴打所造成的伤害,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作为个人或集团)以及公民和国家之间健康社会关系的许多基本原理。”那么,如何才能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呢?
   戴克拉克不是依照崇高的理想与伟大的价值而作出了变革的决定,乃是从现实的境况出发,反复权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谈判乃是化敌为友的最佳途径,乃是让白人实现高枕无忧的惟一方式。南非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暴力是靠不住的,暴力只能激发更大的暴力,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戴克拉克不是圣人,不愿失去权力,但他意识到:暴力不是维持权力的保护伞,通过谈判也许可以让自己以及白人精英阶层未来在新的国家架构中享有一席之地。曼德拉对戴克拉克的观察相当准确:“戴克拉克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救星。他只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一个谨慎的实用主义者。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上台之后不久,戴克拉克在总统府中与还是囚犯身份的曼德拉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谈判。第一次的会见便让曼德拉感觉良好,后来曼德拉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戴克拉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戴克拉克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在这个“非黑即白”的国家,敌对双方坐到谈判桌前,被视为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戴克拉克和曼德拉各自的盟友中,都有反对谈判的声音。戴克拉克毅然决定启动谈判,固然是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的不得已之举,也是他本人对历史潮流的顺应。历史挑选了他,他也没有辜负这一使命。此前,塔博也与曼德拉谈判过,但其态度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而戴克拉克非常尊重曼德拉,视之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尽管双方的立场分歧巨大,两人却建立起了信任感来。多年之后,曼德拉高度评价这场漫长的谈判说:“谈判本身这一事实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判不仅提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而其也结束了南非白人与南非黑人之间的主仆关系。我们不是以请求者或请愿者的身份,而是平等的南非人的身份,共同走到了谈判桌旁。”
   在一系列马拉松式的谈判的同时,戴克拉克着手改变南非国民党的政策,以民主改革的方式与以黑人为主的非国大协商,同时促进南非共产党合法化,并且释放了“国家的囚徒”曼德拉。一九九零年,戴克拉克宣布解严,次年二月宣布废止种族隔离制度,六月废除《人口登录法》、《原住民土地法》等法规,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堪称石破天惊。紧接着,南非实现了历史上破天荒的、全民参与的民主选举,结果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全民选举的总统。戴克拉克随即发表措辞温和的声明,承认他本人和他的党竞选失败,向曼德拉表示祝贺,并声明愿意加入新政府。一九九四年五月,戴克拉克出任曼德拉政府的第二副总统。由正而副,屈居一名昔日的囚犯和黑人的手下,对于某些种族偏见根深蒂固的白人精英而言,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羞辱,戴克拉克却将接受这一职位当作民族和解的一部分。两年之后,由于政策的分歧,戴克拉克退出联合政府,并辞去第二副总统一职。一九九七年九月,他辞去南非国民党党主席一职并退出政坛。
   在我看来,戴克拉克不是失败者,而是胜利的分享者,他与曼德拉一起为南非争取到了双赢的结局。他个人也被世人和历史所纪念,并获得了当代人所期盼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享有者之一,戴克拉克不可能不看重和珍惜这一荣誉。即便从最为“自私”的角度出发,戴克拉克也愿意用几年的总统职务来换取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在颁奖典礼上,主动赞扬与他一起分享该奖项的戴克拉克说:“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戴克拉克担得起这样的赞誉,没有他的当机立断以及妥协和退让,南非的制度转型有可能难产,黑白对立有可能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演变。
   作为谈判的双方,戴克拉克与曼德拉一起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这是一条稳妥的中道,除了极右翼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极左翼的暴力革命者之外,大部分南非民众都认同此种中道,图图指出:“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的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全面披露。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经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南非的和平转型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为看到这个再失望中带来希望的进程而无比振奋。
   今天的中国,虽然不存在像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但自从中共建政之后便一直实施至今的城乡二元制,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歧视。此种制度使得广大农民沦为“非公民”或“准公民”,在基本人权和经济自由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严重侵犯。这一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裂乃至对立,愤怒与仇恨长期郁积,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夕。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元首和中共的党魁胡锦涛,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戴克拉克”,领导中国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走向和解共生的、真正的和谐社会呢?胡锦涛上台以后提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想,但是一个将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排斥在“和谐”之外的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程度超过了危险线的社会,“和谐”只能是水月镜花。
   中国的制度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当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展开。胡锦涛其实拥有成为“中国的戴克拉克”的广阔空间,尽管这种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换言之,晚改革不如早改革。目前,胡锦涛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他主动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谈判,与台湾总统马英九谈判,与海内外的异议人士谈判,以谈判促和解,以和解创和谐,引导中国这艘巨轮调转航向,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他就完全有希望摘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胡锦涛的内心深处是否对诺贝尔和平奖有着高度的认同?胡锦涛的内心深处是否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着一个长远的规划?
   据我个人的观察,胡锦涛成不了“中国的戴克拉克”。就胡锦涛上台之后数年间的诸多表现来看,他显然不具备转型期的舵手所需要的见识与魄力。他紧紧握住“多年媳妇熬成婆”才获得的权力,宁愿与之玉石俱焚,也不愿与他人分享;他视一党垄断权力为理所当然,而将民主自由看作是洪水猛兽。他的教育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他的思维方式也是在那个时代定型的。作为一名背景为理工科的、唯唯诺诺的共青团干部,胡锦涛的青年时代并未接触过人类文明的主潮,也不知道最高的政治乃是谈判与妥协。对于所有不同的声音和诉求,他只知道以打压来应对。诺贝尔和平奖对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多次在讲话中谴责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认为戈氏是搞垮苏联的千古罪人,而不是终止专制制度的伟人。戈氏获得诺奖,被胡认为是敌对势力对“第三纵队”的奖励。另一方面,中共党员大都是所谓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诺奖的精神价值不予认同,只会衡量该奖项的奖金的多少。而一百万美元在中共的顶级高官眼中,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胡锦涛的手上有超过万亿的国家财产任意调用,诺奖的这点奖金岂不是九牛一毫?不认同诺奖,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更高的价值诱导像胡锦涛这样的“无冕之王”启动改革。固守“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得利益,成为他们惟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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