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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无改革派

   来源:观察

    从二零零七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到二零零八年春的两会,中共新一代的人事布局基本完成,团派与太子党这两大派系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共同分享中枢权力的格局也初步形成。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死水一潭,连丝毫的微澜都没有;报禁和党禁并无任何解冻的迹象,即便是党内民主化的尝试也裹足不前;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一年多以来,喧嚣一时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居然以仅仅减少一个部委而草草告终,沦为中外舆论的笑柄。

   正如民间评论家温克坚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已经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脑死亡”态势。这种“脑死亡”,与统治末期的满清政权极为相似: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洋务运动原来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旧有的统治秩序顿时解纽,两千年稳固的儒家意识形态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满清统治者不愿意出让既得利益,拼命抵制民间的变革诉求,以血腥政变的方式绞杀了改良派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一九零零年,庚子事变之后,顽固派不得不停止科举、实施新政,但其“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凝固不变,皇室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君主立宪——变成了一场“皇帝的新衣”般的闹剧。最后,这个政权终于招致天怒人怨,武昌首义牵一发而动全身,彻底颠覆了满清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今天,中共选择“脑死亡”,选择以自欺而不能欺人的鸵鸟政策来应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不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剂良药、是惟一的生路,他们不是不知道若不改革未来的下场会有多么悲惨;但是,中共仍然坚持以“脑死亡”的状态,漠视甚至敌视来自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有的建议,乃是因为它已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将捍卫既得利益当作至高无上的目标,不愿出让一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党自身的脱胎换骨。在此意义上,终结当年满清统治的正是满清皇室,终结今日共产党统治的也正将是共产党——除了自杀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他们死亡得如此之快。

   二零零八年初,国内许多媒体纷纷发表文章以纪念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响起之际,中共的“自改革”便已宣告结束,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便已彻底出局。此后的二十年,中国只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过程,而完全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过程。如果说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十年,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力量强大到足以同左派抗衡的“改革派”势力,先后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便是“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他们也确实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和计划——如提倡党政分开、党企分开、起草新闻法等等;那么,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党内的“当权派”,基本上是一群商贾式的实用主义者,江泽民怎么看都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上海小开,胡锦涛怎么看都是一个谨慎有余的徽商。这群实用主义者,真正实践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猫”的“邓小平理论”,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争论不感兴趣,而对维持权力和瓜分国家财富有兴趣。与之相比,铁杆的老左派们如日暮西山、后继无人;而八十年代的改革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遭到了全面清洗,不再掌握实权,也无从发挥其影响力。中共之所以仍然显得强大,党员人数也迅速增长,是因为它乃是一个庞大的分赃集团——既然不能改变它,不妨也加入它,以便也能够分得一杯羹,这就是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

   可以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朱鎔基到温家宝,都不是改革派。他们既无改革之心,也乏改革之力。由江泽民和胡锦涛共同挑选的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样也不是改革派。国内外许多人士,在“胡温新政”的企盼破灭之后,重新燃起对习、李二人的空头幻想。他们将习、李二人看作改革派,主要根据在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党内的开明派元老,八十年代是胡耀邦的重要支持者并反对“六?四”屠杀。于是,出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善意考量,人们给习近平也戴上了一顶改革派的高帽子。而李克强毕业于有着悠久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七十年代末还曾经与胡平、王军涛等人一起参与学生竞选,此段经历似乎会在其心灵深处打下烙印。于是,人们幻想李克强也许更能支持“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

   然而,空中的想象毕竟不是地上的事实。习、李二人的为官之道,低调而平庸,在担任地方大员期间,他们从未实施过类似于“政治特区”的实验,比之清末的地方大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不如。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担任封疆大吏期间,这些地方的人权状况并未有些许的改善,这些地区因言获罪案件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而李克强在河南、辽宁等地任地方大吏期间,各种重大事故接二连三,艾滋病泛滥,失业工人无以糊口……在这些事关民生大计的领域,李也并无多大作为。在成为正副王储之后,习李二人更是如履薄冰,活脱脱的是登基前的胡温的翻版。

   中共已无改革派,不仅中央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比如,新一任的“南天王”汪洋,刚刚高调宣扬“解放思想”,便又成了缩头乌龟,宣称绝对不搞“政治特区”。这几年来,省市一级的政坛上确实出现过一些富于争议的人物,比如吕日周、比如仇和。吕日周在担任山西长治市委书记期间,颇有一些出格的言论和作为,他曾经下令当地的党报必须在头条发表批评政府部门的文章。后来,吕因为触动官场的潜规则,被明升暗降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仇和要幸运一些,他在江苏宿迁任市委书记期间,以反对吃喝浪费出名。升任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之后,他又在大会上就地免除打瞌睡的官员的官职,并下令《昆明日报》公布各部门负责人的电话,让老百姓可以给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打电话。吕、仇的这些举措,类似于明代的海瑞,他们是能吏,甚至是酷吏,但却并非改革派。他们无力改变整个政治架构,便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博取名声。吕日周以地方第一把的权威来倡导新闻自由,其实这种新闻自由乃是权力所恩赐的伪自由。首先,报纸可以批评其他官员,却不能批评吕本人;其次,吕一调走,报纸有恢复了“歌德”的原貌。而仇和在宿迁地区严令查禁大吃大喝之风,居然成立道德纠察队,干涉百姓私家的红白喜丧筵席。虽然此举“政治正确”,但在本质上却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粗暴干涉。从危害上而言,被道德激情所支配的能吏、酷吏,对民间的伤害有可能大于贪官。

   比吕、仇更高明的“实干家”,乃是新任政治局委员、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歧山。王歧山在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当中,似乎名望最高。那么,他是不是一名改革派呢?近期,以“宪政学者”自居的陈永苗在《环球财经》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岐山的学者生涯》的文章,大肆渲染王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面,认为王是知青一代,且经历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必然是一名坚定的改革派。这篇文章甚至将王描述成深味民间疾苦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总理。

   王歧山在青年时代短期进入过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但很快便转而投身政坛。凭着作为左派元老姚依林的女婿的身份,他迅速飞黄腾达。陈永苗赞美说:“对王岐山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应该没有失踪。”他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八十年代,王歧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还非常活跃在最前线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是秦晓鹰。”他还引用《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一九八零年代是一个幸运时代》中提到的一个细节:《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王岐山,他支持了五千元。

   以上提及的确实是王歧山的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的王歧山,与今日作为副总理的王歧山之间,早已判若两人。以昔日之王,衡量今日之王,只能得出刻舟求剑式的结果,或者干脆就是谄媚者个人的一厢情愿。王歧山自从二零零三年在萨斯危机中临危受命,担任京兆尹之后,历时将近五年之久。就在王歧山所统治的北京城里,有一位当年他的老师辈的人物,一直处于“三无人员”的状态,他就是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是知识界的风云人物。那个时候,王歧山只是包先生手下的一个小萝卜头而已。“六?四”枪响,包先生成为阶下囚,经历了五年的牢狱之灾,从此成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医疗保险的“三无人员”。

   王歧山不可能对包遵信先生的处境一无所知,而以北京市市长之尊,对包先生作适当的照顾可以说易如反掌,比如解决包先生的医药费用等等。包先生生前动手术的费用,是朋友们凑的;包先生晚年享受了最后几个月的新居,是女儿为之购置的。二零零七年冬,包先生病逝之后,若干前去参加其追悼会的人士被北京国安绑架,小型的追思会也遭到粗暴的破坏。王歧山作为北京市的第二号人物,完全有能力制止此种亵渎死者的可耻行径。然而,他不仅没有为昔日的师长送一个花圈,甚至还让这一切都施施然地发生了。从王歧山对包先生的冷酷无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惟利是图之辈:八十年代之所以参与《走向未来丛书》、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因为当时这是时代的主潮,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两届总书记都以改革为号召,上行下效,只有以改革的弄潮儿自居,才能在仕途上节节高升。而九十年代之后,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禁区,王歧山自然不再扮演改革者的角色。由此可见,陈永苗对王歧山的赞美,纯粹是非理性的捧臭脚。陈永苗将铁腕官僚王歧山看作是“知识分子”,他的这一立场本身就不是知识分子式的。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何其之少,某些以“知识分子”和“民间学者”自居的人物,其实永远都对中共充满了幻想,永远都抱着成为帝王或官僚幕僚的期待,永远都在作“环中南海”的向心运动。

   在我看来,吕日周与仇和不是改革派,王歧山不是改革派,习近平与李克强也不是改革派。病入膏肓的中共内部,早已没有了改革派的身影。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硕大的恐龙的自杀了。

   ——二零零八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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