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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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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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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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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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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无改革派

   来源:观察

    从二零零七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到二零零八年春的两会,中共新一代的人事布局基本完成,团派与太子党这两大派系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共同分享中枢权力的格局也初步形成。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死水一潭,连丝毫的微澜都没有;报禁和党禁并无任何解冻的迹象,即便是党内民主化的尝试也裹足不前;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一年多以来,喧嚣一时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居然以仅仅减少一个部委而草草告终,沦为中外舆论的笑柄。

   正如民间评论家温克坚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已经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脑死亡”态势。这种“脑死亡”,与统治末期的满清政权极为相似: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洋务运动原来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旧有的统治秩序顿时解纽,两千年稳固的儒家意识形态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满清统治者不愿意出让既得利益,拼命抵制民间的变革诉求,以血腥政变的方式绞杀了改良派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一九零零年,庚子事变之后,顽固派不得不停止科举、实施新政,但其“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凝固不变,皇室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君主立宪——变成了一场“皇帝的新衣”般的闹剧。最后,这个政权终于招致天怒人怨,武昌首义牵一发而动全身,彻底颠覆了满清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今天,中共选择“脑死亡”,选择以自欺而不能欺人的鸵鸟政策来应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不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剂良药、是惟一的生路,他们不是不知道若不改革未来的下场会有多么悲惨;但是,中共仍然坚持以“脑死亡”的状态,漠视甚至敌视来自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有的建议,乃是因为它已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将捍卫既得利益当作至高无上的目标,不愿出让一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党自身的脱胎换骨。在此意义上,终结当年满清统治的正是满清皇室,终结今日共产党统治的也正将是共产党——除了自杀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他们死亡得如此之快。

   二零零八年初,国内许多媒体纷纷发表文章以纪念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响起之际,中共的“自改革”便已宣告结束,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便已彻底出局。此后的二十年,中国只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过程,而完全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过程。如果说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十年,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力量强大到足以同左派抗衡的“改革派”势力,先后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便是“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他们也确实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和计划——如提倡党政分开、党企分开、起草新闻法等等;那么,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党内的“当权派”,基本上是一群商贾式的实用主义者,江泽民怎么看都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上海小开,胡锦涛怎么看都是一个谨慎有余的徽商。这群实用主义者,真正实践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猫”的“邓小平理论”,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争论不感兴趣,而对维持权力和瓜分国家财富有兴趣。与之相比,铁杆的老左派们如日暮西山、后继无人;而八十年代的改革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遭到了全面清洗,不再掌握实权,也无从发挥其影响力。中共之所以仍然显得强大,党员人数也迅速增长,是因为它乃是一个庞大的分赃集团——既然不能改变它,不妨也加入它,以便也能够分得一杯羹,这就是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

   可以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朱鎔基到温家宝,都不是改革派。他们既无改革之心,也乏改革之力。由江泽民和胡锦涛共同挑选的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样也不是改革派。国内外许多人士,在“胡温新政”的企盼破灭之后,重新燃起对习、李二人的空头幻想。他们将习、李二人看作改革派,主要根据在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党内的开明派元老,八十年代是胡耀邦的重要支持者并反对“六?四”屠杀。于是,出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善意考量,人们给习近平也戴上了一顶改革派的高帽子。而李克强毕业于有着悠久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七十年代末还曾经与胡平、王军涛等人一起参与学生竞选,此段经历似乎会在其心灵深处打下烙印。于是,人们幻想李克强也许更能支持“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

   然而,空中的想象毕竟不是地上的事实。习、李二人的为官之道,低调而平庸,在担任地方大员期间,他们从未实施过类似于“政治特区”的实验,比之清末的地方大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不如。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担任封疆大吏期间,这些地方的人权状况并未有些许的改善,这些地区因言获罪案件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而李克强在河南、辽宁等地任地方大吏期间,各种重大事故接二连三,艾滋病泛滥,失业工人无以糊口……在这些事关民生大计的领域,李也并无多大作为。在成为正副王储之后,习李二人更是如履薄冰,活脱脱的是登基前的胡温的翻版。

   中共已无改革派,不仅中央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比如,新一任的“南天王”汪洋,刚刚高调宣扬“解放思想”,便又成了缩头乌龟,宣称绝对不搞“政治特区”。这几年来,省市一级的政坛上确实出现过一些富于争议的人物,比如吕日周、比如仇和。吕日周在担任山西长治市委书记期间,颇有一些出格的言论和作为,他曾经下令当地的党报必须在头条发表批评政府部门的文章。后来,吕因为触动官场的潜规则,被明升暗降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仇和要幸运一些,他在江苏宿迁任市委书记期间,以反对吃喝浪费出名。升任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之后,他又在大会上就地免除打瞌睡的官员的官职,并下令《昆明日报》公布各部门负责人的电话,让老百姓可以给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打电话。吕、仇的这些举措,类似于明代的海瑞,他们是能吏,甚至是酷吏,但却并非改革派。他们无力改变整个政治架构,便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博取名声。吕日周以地方第一把的权威来倡导新闻自由,其实这种新闻自由乃是权力所恩赐的伪自由。首先,报纸可以批评其他官员,却不能批评吕本人;其次,吕一调走,报纸有恢复了“歌德”的原貌。而仇和在宿迁地区严令查禁大吃大喝之风,居然成立道德纠察队,干涉百姓私家的红白喜丧筵席。虽然此举“政治正确”,但在本质上却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粗暴干涉。从危害上而言,被道德激情所支配的能吏、酷吏,对民间的伤害有可能大于贪官。

   比吕、仇更高明的“实干家”,乃是新任政治局委员、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歧山。王歧山在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当中,似乎名望最高。那么,他是不是一名改革派呢?近期,以“宪政学者”自居的陈永苗在《环球财经》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岐山的学者生涯》的文章,大肆渲染王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面,认为王是知青一代,且经历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必然是一名坚定的改革派。这篇文章甚至将王描述成深味民间疾苦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总理。

   王歧山在青年时代短期进入过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但很快便转而投身政坛。凭着作为左派元老姚依林的女婿的身份,他迅速飞黄腾达。陈永苗赞美说:“对王岐山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应该没有失踪。”他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八十年代,王歧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还非常活跃在最前线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是秦晓鹰。”他还引用《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一九八零年代是一个幸运时代》中提到的一个细节:《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王岐山,他支持了五千元。

   以上提及的确实是王歧山的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的王歧山,与今日作为副总理的王歧山之间,早已判若两人。以昔日之王,衡量今日之王,只能得出刻舟求剑式的结果,或者干脆就是谄媚者个人的一厢情愿。王歧山自从二零零三年在萨斯危机中临危受命,担任京兆尹之后,历时将近五年之久。就在王歧山所统治的北京城里,有一位当年他的老师辈的人物,一直处于“三无人员”的状态,他就是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是知识界的风云人物。那个时候,王歧山只是包先生手下的一个小萝卜头而已。“六?四”枪响,包先生成为阶下囚,经历了五年的牢狱之灾,从此成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医疗保险的“三无人员”。

   王歧山不可能对包遵信先生的处境一无所知,而以北京市市长之尊,对包先生作适当的照顾可以说易如反掌,比如解决包先生的医药费用等等。包先生生前动手术的费用,是朋友们凑的;包先生晚年享受了最后几个月的新居,是女儿为之购置的。二零零七年冬,包先生病逝之后,若干前去参加其追悼会的人士被北京国安绑架,小型的追思会也遭到粗暴的破坏。王歧山作为北京市的第二号人物,完全有能力制止此种亵渎死者的可耻行径。然而,他不仅没有为昔日的师长送一个花圈,甚至还让这一切都施施然地发生了。从王歧山对包先生的冷酷无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惟利是图之辈:八十年代之所以参与《走向未来丛书》、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因为当时这是时代的主潮,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两届总书记都以改革为号召,上行下效,只有以改革的弄潮儿自居,才能在仕途上节节高升。而九十年代之后,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禁区,王歧山自然不再扮演改革者的角色。由此可见,陈永苗对王歧山的赞美,纯粹是非理性的捧臭脚。陈永苗将铁腕官僚王歧山看作是“知识分子”,他的这一立场本身就不是知识分子式的。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何其之少,某些以“知识分子”和“民间学者”自居的人物,其实永远都对中共充满了幻想,永远都抱着成为帝王或官僚幕僚的期待,永远都在作“环中南海”的向心运动。

   在我看来,吕日周与仇和不是改革派,王歧山不是改革派,习近平与李克强也不是改革派。病入膏肓的中共内部,早已没有了改革派的身影。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硕大的恐龙的自杀了。

   ——二零零八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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