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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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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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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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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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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来源:北京之春 在美国最近的盖普洛民意调查中,美国民众认为伊朗是当前最大的威胁,其次是中国和北韩,选择中国的人占19%.这个数字发人深省,它表明中国对西方的公关活动的效果并不如预期。许多美国民众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被共产党所统治的事实,而共产党根本不是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中共为首的反民主群体隐然成型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退出了对抗西方的领头羊的位置,中共逐渐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以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中国成为北韩、古巴、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龙头老大”或“亲密战友”。胡锦涛与同时出现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的同行们声气相通,多次邀请这些声名狼藉的人物访问中国,浪费民脂民膏给予最为尊贵的接待。一个以中共为首的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的“难兄难弟”群体隐然成型。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堡垒。已然执党、政、军“三位一体”大权的胡锦涛,利用中共十七大成功地巩固和拓展了个人的权力结构,其主导的“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也随之浮出水面。在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国际声誉下跌到了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此后,苏东剧变,共产政权纷纷垮台。在此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共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外采取鸵鸟收缩态势,再不敢像当年的毛那样公然叫嚣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紧接着的是波澜不惊的江泽民时代,虽然江本人喜欢在国际舞台上作秀,但其外交政策仍秉持邓所遗留的方针。江个人高调,中共政权则较为低调。2004年,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顺利接班之后,此形势发生了颇有意味的转变,即:胡本人低调,中共政权则较为高调。中共希望凭藉中国庞大的市场、廉价劳动力和财力,以“和平崛起”为外交活动的新旗帜——用“和平”一词掩饰其称霸的野心。所谓“崛起”,用四川话来说,乃是“雄起”。近年来,胡锦涛授意中共各核心部门——外交部、宣传部、军方等——频频“主动出击”:“猪头将军”朱成虎(红军缔造者之一朱德的孙子)在香港的一次公开活动中悍然对美国发出核战威胁;中共在非洲穷国大量投资,取代昔日的苏联的影响力,大肆推行“新殖民主义”;胡锦涛先后邀请被西方孤立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等人访华;中共方面利用朝核事件玩弄平衡术、敲诈美国和日本;中国军方在不通报别国的前提下,发射导弹摧毁卫星,制造大量太空垃圾;更是耗费巨资启动“嫦娥登月”计划,全然不顾半数公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险、数千万农村儿童失学的现状……对于在江时代隐忍多年的胡锦涛来说,“雄起”的感觉真好啊。历届中共党魁都试图提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将其载入党章之中,这就是他们占据“历史制高点”的“立言”的理想。而所谓的“胡锦涛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两个部分:对内政策为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对外政策则是“和平崛起”,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支持。“以人为本”不过是“以杀人为本”在对内政策上,胡锦涛政权真的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吗?所谓“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感到“和谐”的祇是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的人士。德国《南德意志报》指出,中共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这种变质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识型态退缩、个人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是精英腐败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胡锦涛多次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要求党内外提防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实际上,中共的“颜色”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胡虽然是毛主义的赞美者,但他无法将中国再拖回到赤裸裸的左翼独裁的毛时代,而祇能顺应目前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势”,吸收大量资本家入党,扩大共产党的统治基础,竭尽全力维持一党专制的局面。共产党虽然虚有其名,但对权力的垄断和对财富的掠夺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缘木求鱼。而所谓的“以人为本”,实际上不过是“以杀人为本”罢了——2006年年初,在广东东洲汕尾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中,荷枪实弹的武警部队对民众展开血腥屠杀。此次屠杀乃是继“六四”惨案后最大规模的军队开枪杀人事件。此次开枪杀人不是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地方当局的私自行动。根据中共军队和武警的调动程序,如此大规模的、全副武装的武警部队的调动,非得政治局的常委会方能拍板。自从江执政之后,武装警察作为一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装备甚至超过军队的暴力力量,人数和资金都迅速膨胀,编制已经达到66万人,成为中共用于镇压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主力之一。胡上台之后,更是对此力量青睐有加,多次视察、勉励和提高拨款。因此,胡宣称的“和谐”与“稳定”,乃是由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同维持的“和谐”与“稳定”。在对外政策上,中共真的能实现“和平崛起”的雄心壮志并给人类带来祝福吗?中共的御用文人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国历来便“热爱和平”的陈词滥调。其实,中国从来就不热爱和平,穷兵黩武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给周边国家带来过多少的苦难?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以“风流人物”自居,向亚非拉各国“输出革命”、煽风点火。印尼共产党暴动引发大规模血腥排华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实施阶级屠杀,格瓦纳在拉美各国四处杀人放火,出钱、出武器、出思想的毛泽东都难逃其咎。中共还先后插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并与印度和与苏联这两个最大的邻国发生激烈的边境冲突。在毛泽东统治后期,中共在国际上已经是四面楚歌、孤家寡人。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又对越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半个世纪以来,中共政权既不让民众休养生息,也给邻国的和平与安宁蒙上了阴影。近十多年以来,中共暂时收敛张牙舞爪的狂态,而是埋头发展经济。但是,随着腰包越来越鼓,新任党魁胡锦涛似乎有点飘飘然了。御用学者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声称,美国即将衰落成为美洲的地区强国,中国应当承担起亚洲霸主的使命来。文章建议中共联欧、联俄,以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为非作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亦不可能进入“蜜月期”。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对中国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被中共统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敌对行为”。民族主义是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胡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但他深知毛主义早已臭名昭著,依靠诸如甘阳、汪辉、杨帆等不成器的新左派学者和邓力群、贺敬之等日薄西山的老左派退休官员,根本无法收拾人心、统一全党。即便开展大规模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也在官僚阶层和民间沦为一个笑柄。因此,胡不得不三心二意地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他根本不管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国际主义”乃是根本对立的。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宁的最大威胁。中国的民族主义固然比不上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但其危险性也不容低估。一个悍然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权怎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和平力量呢?中共当局陷入了打自己的耳光的境况之中,正像《南德意志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使中国拉美化。中国的党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威权政府与大资本结成了同盟,煽动大中华主义,以代替宗教。”中共抓住民族主义这根“救命稻草”,通过无所不在的宣传和教育,大肆灌输反台、反日、反美之毒素,毒害了相当数量的年轻一代。以中国的北韩政策为例,胡锦涛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等历届党魁都更加积极主动,北韩成了胡要挟西方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在访问北韩时,慷慨解囊地拿出20亿美金,帮助金正日这个凶残无比的独裁者度过难关。2006年年初,胡邀请金正日访问中国,其行程遍及大江南北,长达九天。在电视新闻上,胡锦涛与金正日宛如亲兄弟般拥抱,邓小平时代两国的疏远似乎过去了。这两次往来访问,虽然并未让胡锦涛在朝核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却使之举重若轻地将北韩作为叫板西方的筹码,此策略可谓是“笑里藏刀”。然而,不久后,北韩根本不知会中国方面,便独自试射核弹,震惊世界,并将中共置身于极其尴尬的处境之中。北韩还提出与美国进行“双边会谈”,将中国排除在外。胡的“北韩牌”还未打出去便夭折了。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既无道义和价值的支撑,亦不遵守基本规则和契约。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杯葛北京奥运会,便是因为中共是全球惟一的支持苏丹军政权的大国。中国在苏丹大量投资,开采石油和其他资源,而无视苏丹当局的种族屠杀政策。同样,中国也是缅甸军政权最亲密的朋友,对缅甸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情有独钟,也完全不顾缅甸军政权屠杀民众和僧侣的暴行。中国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交往,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这种完全的功利主义外交政策,是21世纪的新殖民主义,同时给全球的民主与和平也带来莫大的隐患。近20年来,中国确实对外无战事。战争的最大危险在台湾海峡。中共高级官员多次声称,台独一旦启动,便意味着战争爆发。在2008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军方将领杨德清上将对香港《明报》表示: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湾大选进程,如果台独份子玩火肯定自焚,解放军坚决听从中央指示,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如果台湾发生“非常事件”,祇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解放军官兵将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由此可见,解放军完全是中共的党卫军,中共叫杀人便杀人,中共叫侵略便侵略。极不稳定的台海局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极有可能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席卷其中。当然,中共不会轻易启动战争机器,因为战争必然导致其垮台。即便没有战争的危险,西方也难以同中国“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的旗号下,中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干坏事:一方面,以种种“私货”的输出败坏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根基,如商业贿赂、回扣、奴隶劳工、囚犯产品等,亦随着“中国制造”的商品而风行天下。许多中国公司在向外拓展业务的时候,也同步将中国的腐败文化散播了出去,中国高科技企业巨头华为在印尼的一系列并购业务中,将一大群官员拖下水;另一通讯巨头中天国际则将菲律宾政府卷入贿赂丑闻之中,造成菲律宾政局的动荡。另一方面,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接受、顺应甚至参与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舍清廉而取腐化,如一向名声良好的德国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和美国通讯业巨头朗讯公司,在中国发展业务的时候也爆出巨额贿赂的丑闻。世界的“中国化”真是一个噩梦。中共关于“和平”的言说,有几分真实性可言呢?美国历史学家纽曼在《永久革命》一书中指出,近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对于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持否定态度,在国际政治上经常采取战斗的姿态,“经常的战争状态”就成为“自然的景象”。很明显,中共政权是全球大部分独裁政权的“幕后黑手”。奥威尔在极富预言性的《一九八四》一书中,揭示了极权主义国家“战争即和平,和平即战争”的观念。对此,长期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日裔学者入江昭分析说:“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和平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其实质性。和平是什么?应该设定什么样的和平并为之努力呢?这种传统的问题一时已经不存在了,对掌权者来说和平祇不过是为了维持极权主义体制而让国家经常处于临战状态而已。”这就是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正如一战后致力于建立全球和平体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和平祇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独裁政权注定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最“不稳定”的因素。毫无疑问,一个民主的中国才是西方稳定的盟友,一个民主的中国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西方世界对全球反恐战争和对华政策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也正是西方保守主义与自由左派之间根本差异的体现。昔日,终结苏联、东欧独裁政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一向唱民主、平等、人权高调的“自由左翼”(如卡特),而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洞察了共产主义邪恶的无神论本质的保守主义者(如里根)。如今,西方世界理应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因为这也是保护西方自身的安全。即使不从道义的立场上来看,而仅仅从最自私的国家利益来看,西方也不能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闭上眼睛,更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那掩耳盗铃的“和平崛起”的谎言。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化与十多年前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不能预言说祇要中国实现民主化,全世界的独裁政权便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让全球民主化进入波澜壮阔的“第四波”。这样,西方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冷战才可能真正结束,历史才可能真正终结。(2008年3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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