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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康生当成薛仁贵——兼论中共官修党史之虚妄

   《薛仁贵征东》里有个何宗宪,虽是个武艺不精的小角色,但征东大军的功劳簿上却屡见其名。原来他的丈人是当朝显贵张仕贵。张实行“功是何宗宪,过是薛仁贵”。所有军功全记在何名下,而过错则都归咎于薛。
   
   之所以想起这个典故,是因为中共党史学者何方,在有关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研究中拨乱反正,以大量事实驳斥大陆主流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谰言,即全盘肯定延安整风并归功于毛;抢救运动有错,责任在康生。
   
   针对官修党史的谬误,何方逐一加以剖析。

   
   首先论证了是毛而非康生发起的。胡乔木曾说:“比方像抢救运动,确实是康生这些人搞起来的,并非出于毛主席的发动。”毛只是“在一段时间里相信了康生,支持了他,以后才纠正了这些错误。”(《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52页)何方认为,作为对抢救运动非常了解、且亲自参加过抢救别人,又是中共党史学开拓者和领导者的胡乔木,这段话既不合事实,又有悖逻辑。依胡所说,康成了毛的领导者了。因为,称得起运动发起者,至少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首先倡导,二是得到响应。而最先提出“要发现坏人”、“要注意反特”的是毛;何况,涉及全党和普及到所有根据地的抢救运动,康根本无资格号召。
   
   由于类似胡的说法实在太不合情理,后来有些人便加以调整,改称抢救运动是党中央决定和部署的,康生谎报军情欺骗中央,插手制造混乱,是抢救运动(肃反)的“主要领导人”。(见李东朗《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载2002年第五期《百年潮》)但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何方指出,大讲实事求是、大搞调查研究的整风运动中,中央领导人怎么这么容易受康生一个人欺骗;康生怎能随意批斗、整肃包括柯庆施在内等不少高干、各地选出的大批七大代表、毛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身边的人。
   
   基于大量史实,何方得出结论:抢救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并在他亲自关注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康生基本上是紧跟和充当打手的角色,并不是什么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2005年,337页)
   
   其次是抢救运动的时间。胡乔木在1981年9月14日的谈话中自相矛盾,前面才说过,“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51页)紧接着又改口以减轻毛错误的分量,说“不过,这些确实是很短暂的。”(同上,152页)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把时间定为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后的十余天。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沿用之,并明确为半个月,即1943年7月15日康作报告起,7月30日毛“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为止。
   
   对此,何方引述了当年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其中明确指出(抢救运动)“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还列举许多事实,证明“抢救运动7月后在许多机关和地区,特别是一些敌后根据地,反而进行得更猛烈了。”(《党史笔记》,320页)
   
   他特别引了薄一波的回忆。薄称1943年11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党校一部学习。跟他一起去的母亲住在深沟的一个窑洞里,一天对他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员才无可奈何的告诉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又称:“我初到延安时,还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况。我进中央党校后,校方给了我一个好差事,让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甄别平反工作。当我开始甄别平反工作时,就马上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如武竞天、宋维铮等。”
   
   据此,薄一波评论抢救运动中的错误说:“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他断言:“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361-363页)
   
   中央党校当时由毛兼任校长,彭真为副校长,实际主持工作。由此可见,所谓抢救运动只搞了十几天,到7月30日毛就让它停下来了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薄在它“停下来”四五个月后,发现几百人被关押以及“鬼哭狼嚎”、“逼供信”等现象。(《党史笔记》,358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虽然在1944年10月25日讲话中说过:“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553页)他本人“倒是一直承认抢救运动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多次说:‘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他也从来没有把罪责向康生身上推,而且相反,在重要关头还为其辩护和开脱。”(《党史笔记》,345页)
   
   那何以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党史专家,要和毛唱反调,制造一些既违背历史真实又自相矛盾的说法,让康生背黑锅呢?
   
   说穿了,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即维护延安整风的正确和毛的威信,“为尊者讳”。由此定下框框,不得越雷池半步。至于历史真实,那是次要的。包括毛本人说过的话,也可任意剪裁修饰,或无中生有,或略去不提。
   
   所以,中共官修党史有如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往往根据形势的需要而改变。因而,其虚妄之处比比皆是。虚者不实也,妄者荒诞也。明明是毛的罪责,硬加在已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坏人康生身上。位居毛、刘之下的康,竟能在其眼皮下炮制一连串耸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历来英明神武的毛及其亲密战友不太昏庸了吗?
   
   文革期间有句“最高指示”,说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仅以此奉赠唯最高当局马首是瞻的党史权威们。
   
   (08-4-5)
   
   一般说来,主流党史论著和民间研究成果(其实,有些关于抢救运动的书籍和文章,只是互相传抄,谈不上研究),除了极少数例外,关于抢救运动的基本说法都是一致的,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舆论一律”,只是使用材料和叙述详略有些不同。这些共同点主要是:承认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中主要为康生造成的一个错误;但只是一个支流,且时间很短,即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同时为维护延安整风的正确和领袖及其他领导人的威信,对抢救运动尽量淡化,重要内幕和详情实行严格保密。(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2005年,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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