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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血色中国》的薄命红颜

大陆中国命运最惨的是什么人?是有姿色而无权势的女子。她们身上捆着五根绳子,解脱无从,苦不堪言。
   这五根绳子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加上男权。前四根在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已经存在,81年之后的今天,依然不同程度地束缚着神州大地的亿万女同胞。至于男权,则指她们成为并非配偶的异性的泄欲对象,备受侮辱和摧残。她们中许多人都不是娼妓,身心的痛楚却远较后者为甚。
   在苏明的回忆录《血色中国》里,就记述了多起有关案例。发生在上一世纪5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的层出不穷的此类事实,深刻地反映出毛的极权制度之腐朽不堪和灭绝人性。

   书中详细介绍的第一个受害女子,是作者的大阿姨(姨婆的女儿)。1956年高中毕业时,19岁的她被总政文工团选中,入伍后从未登台演出,却每天晚上由小汽车接出去,陪中央首长和司令官们通宵达旦跳舞。未几某大胖子司令官企图强奸她未遂,她向文工团长汇报,反被关禁闭三天。之后她又被送去参加司令部的舞会,就在这次遭胖子司令官打昏并强奸。她回团后写下书面报告交给文工团长。不料隔天再被送到胖子司令官那里,这个禽兽竟倒打一耙,诬陷她偷走了一份军事秘密档,并又一次蹂躏她。
   事后她被控以盗窃军事机密罪遭逮捕,但她坚不承认,且控告司令官两次强奸她。因此给带上脚镣及背铐,关进一间漆黑的地下室达一年之久。然后转押单人囚室。数月后被赶到大囚室,与其他女犯一起,白天从事农田劳动。
   这时她刚满21岁,阳光与新鲜空气恢复了她的青春活力。但厄运紧随而至。天生的资质和俏丽令她成为监管人员垂涎的目标。从监狱长、看守长到看守们都打她的主意。“好说好劝不管用,那就强奸。上行下效,甚至一个刚强奸完,没容穿上衣服,另一个就又扑了上来。抗议无效,控诉无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的厮打、反抗,但十次中九次都是失败的,另一次激怒对方,又被加戴上手铐关进单人囚室。”(自由文化出版社,2008年,52页)
   在这间单人囚室里,她十几次自杀不遂,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漆黑的地下室,待到放出来又遭强暴。她四次怀孕,都被强行打胎。如此系狱15年,至1971年,34岁的她被配给一个55岁的“老革命”肖某为妻。
   肖原为营长,50年代初因不断玩弄女性无法在外省县城立足,自愿回老家山村务农,却游手好闲成性,潦倒不堪。71年某部队在该处演习,师长前来巡视时认出肖某为抗战期间的老战友,于是肖时来运转,备受当局照顾。大阿姨便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手铐,由军人远道押送至这个贫困偏僻的山村,成了他的新夫人。
   由于肖既无文化且已年长,心理有些变态,性欲极强,每天几次地做。完事之后还不许她穿衣服,要欣赏、抚摸其赤裸的身体每个部位,这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却使大阿姨倍感受折磨,甚至较坐牢为苦。婚后第四天,她的双脚又被铁镣锁上。直到一年半之后她生下了儿子,才去掉铁镣。
   她儿子七岁生日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肖把她按在床上做爱,就在发泄的那一瞬间呜呼哀哉。她的噩梦算是到此结束。其后当了山村小学教师。又过了一年,即1981年才和表姐联系上。于是她带着儿子,首次离开那个小山村,回到阔别25年的北京探亲。
   如果说大阿姨的悲剧发生在70年代末之前,主要是打江山的“人民子弟兵”造成的;那么,阿莲的遭遇便是90年代大陆执法部门腐败堕落的缩影,是公安干警罪恶行径的写照。
   32岁的阿莲是广西人,丈夫7年前死于炸山修路的事故,遗下一对孩子,15、6岁了。她带着他们投奔小镇上的亲戚,后来到一小作坊打工,因拒绝老板调戏被解雇,在走投无路下只好向老板屈服,后被骗成了妓女。
   作者是被捕后遇到阿莲的,在押送拘留所的车上赫然发现她被轮奸,作案者是同车的三名青年走私犯,说员警拿走了他们一千块钱,才把她给他们玩的。后来阿莲告诉他,四天前她被捕后就被派出所的十几个员警轮奸,之后才决定送她到拘留所。本来按规定派出所关押人不能超过24小时。前晚她最后一次被带到楼上,供三个值班员警淫乐了一夜。昨天清晨再被强制着赤身裸体送回楼下小屋。一进屋就见到多了三个半夜被抓的青年,于是又被轮奸。那三个人说一千块钱不能只玩一次,所以上车后再次施暴。作者带着手铐,喝止无效,便给了他们一百五十块钱作为代价,才中止了这起轮奸。
   然而,到了拘留所后,所有被关押的女子晚间都被带出大牢房,去陪看守们睡觉。其间不让她们穿衣服,还用铁链锁住她们的手脚,乳头用白线绳系住。不许解开。
   有一天下午,阿莲和十几个女人被提前带出牢房,她按规定自己脱光衣服,双脚锁上铁链,到院子的水池边洗澡。当时除了四个值班的看守外,还有十几个男囚徒在周围干活。太阳仍在西边的天空高照着。尽管阿莲做了几年妓女,但仍不好意思赤身裸体出现于大庭广众之间。可是领班的看守找来绳子,系在她的乳头上,逼她走出去,又用一根木棒触击着她的私处,喊叫着指挥阿莲当众洗澡。她实在忍不住哭了,那混蛋竟重打了她几棒,然后把她双手拉到背后锁起来,再将她乳头上的绳子高高地系在两根树杈上,让其裸体正面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十几个囚犯们面前,直到他们干完活返回囚室才放下她。之后看守们又对她进行了粗暴的轮奸。(同上,375页)
   几天后,阿莲被送往劳改农场。抵场第二天就被场长看中并“包”起来。她住在场长的屋子里,给他洗衣做饭,整天整夜陪着他。过了大约一个月,新送去的“犯人”中一个美女取代了阿莲的位置。她才被作者托朋友花了三百元赎了出来,并被送回老家。
   相比之下,30岁的阿红算是走运的。她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从国防科工委调到39军的,经军政治部批示“监督劳动”,送到作者所在的研究所,安排当了食堂清洁工。所党委书记郭某垂涎其美色,这个50多岁的老色鬼把她找去谈话,让其只到自己办公室工作,并随即开始动手动脚。她挣脱后竟遭保卫处长严厉训斥,并被逼跪在地上承认抗上的错误,她无奈只好回到郭某办公室。其后两星期中一再挣脱郭的性骚扰,但每次均于事后受到保卫处长惩罚。其中四次被反绑双手及捆上双脚,长时间跪在水泥地面上。后又被罚清扫全楼厕所,而郭某竟尾随而至,三次在厕所调戏她,均遭反抗。
   第三次发生在昨天,郭某恼羞成怒,重打她一巴掌使之晕倒,清醒后保卫处长闯进来,再次把她捆起来,逼令其跪在地上两个多小时。她经彻夜考虑,最后决定找作者申诉。
   所幸当时作者还在代理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任上,他立即将阿红调到外面的仓库。同时与进驻该所的大校军官和党委另一副书记商议,终于逼使郭某在书记会议上作了检查,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又撤掉了保卫处长的职务,并给以党内记大过处分。
   其实郭某早已不是初犯。据说他跟全所上下不少于20个女人有过性关系,并用公家的车送不少女人去医院堕胎。
   而阿红遭受性骚扰也早在调来之前。她原分到国防科工委当文书官,但未几即改任一位中将的机要秘书,实际形同女佣,给将军沏茶、点烟,伺候其吃喝和生活。几个月后便遭调戏,要拉她上床,被她拒绝。有几次是拼命挣脱的。
   不久,将军盯上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技术官,但其男友是上校工程师,科工委最年轻的技术官,才38岁。将军并不罢休,多次召女技术官到办公室“长谈”,阿红奉命不准任何人入内打扰,多次见其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满脸泪水跑出来。
   三个月前的一天下午,女技术官又被召到将军办公室,随后听到女人尖叫声。正在此时,上校工程师突然出现,他问其未婚妻是否在内。阿红作了肯定回答并称将军命令不准打扰。但又一声女人尖叫传出,上校推开阿红要进里间,她去阻拦不果。门撞开了,只见将军全裸着,骑在上身赤裸的女技术官身上,撕扯其裤子。上校即将阿红推出去,并关上门。20分钟后,他带着未婚妻出来走了。
   后来阿红得知,上校让将军亲笔写了一份悔过书,并签上名字。可是当晚上校即被几个军人闯入家中带走,那份悔过书也被烧毁。一星期后,传说上校在狱中自杀身亡,女技术官几乎同时失踪,后来的消息是她被送到很远的一个军队监狱中。
   两周后阿红被关押入狱,她一口咬定没看到或听到任何事。十天后将其释放,但警告她不准对任何人讲述此事。
   阿红在叙述以上经过之前,即因出色地及时完成了一份急需的报告,被调任作者的秘书,从而暂时摆脱了郭某的纠缠。但作者其后出逃国外,她会否再度落入魔掌就难说了。
   除了党委书记郭某之外,作者原来所在研究室的党总支书记也是老淫棍。这家伙公然要求配个秘书,并说一位新来的女清洁工就是个合适人选。他讲自己1948年入党,应享受副局级待遇;虽然年龄大了,本该退休,可又想为党再多干几年。只是身体不好,工作太多,要人帮忙。对此,作者深知无法阻止,而且那女人又乐意去干,只好顺水推舟。人家你情我愿,他又能怎样?
   从中共历史看,毛及其老部下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游民无产者是其中骨干。这些人在49年之后身居要职,几乎无不抛弃原来老家的糟糠之妻。那些立过大小战功的尤其自以为有本钱,贪新厌旧成风。所以,上面的真实个案主角都是些资深的高中级军官。
   至文革之初实行军管,许多营级的现役军人成了工厂、农场的主管官员,管辖上千甚至数千员工,这些军人大权在握,一呼百诺,饱暖思淫欲,恣意放纵,为所欲为。下乡上山的女知青就成了他们的猎物。黑龙江的农垦部队里若干团长、政委的性丑闻,最先被揭发出来。在《血色中国》中就有被奸女学生的具体数字,其中,一人强奸上百女生的案例不止一个。那其实仅属冰山一角。云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乏其例。
   如果说,军官们曾经利用职权疯狂玩弄女性;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党政官员大肆宣淫之风便迅速蔓延,执法部门更是从上到下将女囚徒当作免费玩物,由上述阿莲的故事可见一斑。
   《血色中国》原稿提及四川一位上访的女访民,从村到省级的官员90余人先后强奸了她。有关材料后来上了《内参》,惊动了最高层。可是处理只是每个涉案官员给予党内警告,而且就连这样的处分也只对村、乡两级官员执行了。
   由此可见,毛时代荒淫无耻的病毒已渗入当局的毛细血管,在这点上执政党可谓病入膏肓。那些贩卖妇女的人贩子固然可恶,但知法犯法或执法犯法的大小官员,不是更加罪无可赦吗?而方兴未艾的大陆维权运动,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女权的严重受侵犯呢?
   (0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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