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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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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残缺之美
·赤足之美
·激越之爱
·九种武器
·绝望之爱
·口吃的人
·谁是白痴?
·欲望号街车
·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为抽屉而写作
·反读《通鉴》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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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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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韩国亡国
·沪上美容术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名片背后
·跳舞场
·伟人华盛顿
·物价与民生
·洋灯洋火
·自由从言论开始
·端方不端
·辜鸿铭的幽默
·红顶商人胡雪岩
·酷吏如屠夫
·腊肠下酒著新书
·末世豪情
·倭仁与同文馆
·油浸枇杷核子与玻璃球
·“总统”与“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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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来源:观察
    欧盟经过六次扩大之后已经拥有二十七个成员国,“欧洲共和国”初步可以窥见未来的雏形。但是,欧盟内部“老欧洲”与“新欧洲”的价值观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解脱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统治尚有切肤之痛、对自由和人权等价值持守不放的东欧诸国是“新欧洲”的话,那么承平日久、被福利制度和相对主义思想拖累、害怕与极端主义势力战斗、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西欧诸国便是“老欧洲”。
   进入“后冷战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面临的两大威胁,是新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以及正在嬗变中的共产专制主义。任何漠视此两大威胁的调和主义、相对主义,都是对人类未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西方世界除了奋起为自由而战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老欧洲”与“新欧洲”的“美国观”存在着天渊之别,它们对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反恐事业也持相反的看法;另一方面,它们的“中国观”也差异极大,它们对实行畸形的市场经济和独裁政治的中国的看法也很不相同。“老欧洲”之老与“新欧洲”之新,形成鲜明的对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老欧洲”与“新欧洲”,谁的看法更接近真理呢?究竟谁更加正确地预见到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呢?

   “老欧洲”的绥靖主义传统
   “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一度曾经被看作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但是,在晚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老欧洲”深陷于激进主义思想的污染之中,逐渐失去了信仰的传统和理性的精神。在暴力革命风暴和乌托邦理想的挟持之下,又先后经历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轮番肆虐,“老欧洲”逐渐变成了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船。“老欧洲”的绥靖主义传统根深蒂固,至今仍然是欧陆思想的主流:不仅对法西斯的崛起持绥靖态度,而且长期纵容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在今天则戴着“和平主义”的面具出现在舞台上。
   绥靖主义祸害无穷,它如同一块经过精美的包装的、却已经腐烂的糕点。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在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极端主义势力作斗争中,犯下过严重错误的,不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里根和布什这样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学而睿智的欧洲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下应声虫一般的美国左派知识界。仅以冷战时期而论,占据“老欧洲”知识界主流地位的“自由派”(左派)知识分子,肆意歪曲冷战的意义,消解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美苏两大国都看作人类和平的威胁。他们身患“恐苏症”,一直高估了苏联的实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恐惧万分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他们看不到苏联内部出现反对党、反对派的可能,便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将永远执政下去,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外强中干、命弱游丝了。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政权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这句话说总算是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历史的真相。
   “老欧洲”一贯标榜文化优越论,瞧不起浅薄粗鲁的美国。当美国以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实力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头羊的时候,欧洲大陆的那些老牌殖民大国,不能忍受自身地位迅速下降的现实,转而以反美为旨归,企图在反美叫嚣中恢复一点自信心。这是多么可笑的自我安慰和忘恩负义啊。在整个阴云密布的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的慷慨援助与支持,欧洲的心脏早已落入苏俄的魔爪之中。回想一下昔日西柏林的空中走廊,那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所获得的不都是从美国空运来的食物吗?
   左翼的阴影、社会主义的政治高调一直笼罩在欧洲大陆之上。在政府层面,左派政府始终占据欧陆的半壁江山以上。左派的特征之一便是亲近极端主义,特征之二便是固执地反美。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老欧洲”各国渐渐忘记了是美国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将他们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更忘记了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让他们完成了战后的重建。他们在恢复元气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支持美国领导的对苏联集团的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再度扮演绥靖者的角色。当波兰的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之时,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无耻地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居然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生意来往和“友好关系”。这些市侩般的政客,才不在乎邻国有多少民众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下呻吟呢。
   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诸国,似乎厌倦了民主制度,不仅对本国内部暗潮涌动的极端主义思潮熟视无睹、不做任何深刻的反思与切实的行动;反倒对奋力抵抗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和独裁政权的美国和英国指手画脚、挑三拣四。其中,最让人厌恶的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虽然在法国的政治格局中属于偏右的人物,却充当近年来反美的先锋,不仅恶毒攻击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还摆出一副当年的拿破仑皇帝的模样来,妄图充当“欧洲元首”,像家长一样对“新欧洲”发号施令。在国内,希拉克先生胆敢言辞谴责一心一意要颠覆“法兰西共和国”的极右翼政客勒庞吗?在国外,希拉克先生胆敢公开批判那些危害全球安全、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吗?
   大部分欧陆知识分子更是以左派的身份为荣。在“老欧洲”,奢谈“平等”成为一张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即便这种“平等”导致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的相似之处,便是民粹主义,而“老欧洲”大部分一流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最初,他们将理想寄托于苏联“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上;当苏联的古拉格黑幕被作家索尔仁尼琴传播到西方世界,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不敢继续为暴君斯大林唱赞歌,便转而去毛泽东的中国“朝圣”和“取经”;当文革的血腥与卑劣逐渐曝光,他们的梦想第二次破灭了,便又将拉美的恐怖分子格瓦纳捧上神坛,视之为“人类的解放者”和“伟大的圣徒”。在同一个地方跌到三次的人,真是愚不可及。辱人者,人必辱之,那些替共产暴君化妆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共产暴君们内心的尊重,苏俄的缔造者列宁便轻蔑地将这个群体形容为“有用的白痴”。可是,直到今天,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式和人类文明的走向,他们仍然刻舟求剑,沦为笑柄。
   “老欧洲”与“新欧洲”对美国及全球反恐事业的不同看法
   伊战爆发之后,“老欧洲”的政客们俨然以世界和平的代言人自居,高声谴责美国的“穷兵黩武”。他们偏偏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正是从他们的土地上发源,进而为祸世界的;他们偏偏忘记了,法西斯的毒素,也是在他们的土地上诞生并蔓延的。那时,他们何等期盼着美军前来解放之!当年在希特勒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欧洲人,与今天在萨达姆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相比,有根本的区别吗?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对抗苏联的扩张,西欧能够一直平安无事吗?
   与此同时,“反美”也成为西方精英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标榜。在“老欧洲”,仿佛不反美便不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十有八九都以反美为荣。他们在攻击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时候,却无力解决像科索沃危机这样发生在家门口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声称关心落后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却成群结队地去朝拜阿拉法特的独裁者和腐败分子。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在柏林出席国际笔会年会,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发表长篇开幕演讲,将今天的美国比喻为昔日的法西斯德国,将美国总统布什形容为战争狂人希特勒。他的演讲慷慨激昂,获得了在场数百名作家狂热的鼓掌和欢呼。谁知,不久之后却爆出格拉斯本人曾是青年党卫军成员、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隐瞒此段经历的丑闻。此一个案,即充分表明了“老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虚伪与自私。
   今天,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进攻,以法国为首的“老欧洲”,仍然躲躲闪闪,不敢正面回应。哪个法国政客敢于忽略法国境内超过两百万的伊斯兰背景的移民呢?为了选票,他们在真理问题上闭嘴了。与此同时,“老欧洲”境内的回教社区日益扩张,俨然享有治外法权。散播邪恶教义的回教出版物在欧洲大肆流行,公开宣扬将持宽容和开放的观点的人、叛教者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统统消灭的论点。恐怖方舟热衷于恐怖活动,绝非为了改变贫困、追求平等。贫穷固然让人绝望,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基地组织的成员,都是富豪或中产阶级的沙特阿拉伯人或埃及人。美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因报道中东的新闻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弗雷德曼指出:“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沙特阿拉伯,同样也有穷人和失意者,但这是美国的过错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有着同样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但韩国在控制其发展方面如此出色,以至于其现在的经济超过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这也是美国的过错吗?阿富汗被中世纪的塔利班神权统治所控制,它禁止妇女工作或上学。这样一个地方又怎么可能不贫穷呢?谁又是倒退的塔利班社会最大的保护者呢?那正是奥玛尔、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那些“老欧洲”的哲人们偏偏忽略这些常识呢,千方百计地为恐怖活动寻找其他“合理的原因”。
   即便在作为民主制度发源地的欧洲,对自由观念、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的敌视,非理性的、逢美必反式的“反美主义”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如今却大行其道。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基本上解决了种族对立问题,美国社会本身就是移民组成的大熔炉;欧洲诸国虽然努力组建欧盟,却在种族问题上闭关锁国,居高临下地对中东事务指手画脚,却没有热情帮助该地区的居民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更是冷冷地拒绝难民的涌入,此种情形乃是极端主义孳生的温床。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既然民主社会总是过早地庆祝自己的胜利,丢弃了过去某些有用处的工具,出于忽视或习惯而解除武装,打算实行某些错误的短视的政策,那么,法西斯主义就像葡萄菌一样,正在卷土重来。”然而,智者的声音通常遭到忽略,直到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才得以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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