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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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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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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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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来源:民主中国

    各位基督教新老朋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你们与我在一起分享你们的走向神的宝贵心灵之旅,非常感谢你们给与我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你们已经把我带到神的跟前了。在这两天讨论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慈悲的爱、耐心和睿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为了我能感受到神的爱和希望,为了我能得到救赎,而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爱心和努力,我想,我应当诚实地向你们说明我的心境和想法;这不是自我辩护,在你们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我还要自我辩护,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可以将以下解释看作一个艰难跋涉的心灵的痛苦和惶惑的告白。

   尽管我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如果真的深入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我回顾我与神的关系,我可以说,我一直感到神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我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和精神境界。我很早就与超越个体生命和物质世界的精神订立了契约。基督的故事和基督教文化(礼拜活动中的仪式和圣歌),一直对我有净化心灵的感受。现在,无论从道德和智慧,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我都接受神的存在。这是理性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后的精神选择。

   我不是理性拒绝神的存在和基督教;如果从理性出发,我宁愿接受和信奉了。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接受基督教信仰后导致的良心义务和实践选择,会与其他信仰的冲突和人类建立美好世界的要求的冲突。我对不同信仰之间的孰是孰非的教义争论的困惑和后果的担心,其实是不愿让我的精神纯净和宁静受到困扰。我已经感受到神的存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让我关注。

   第一,基督教的来源是圣经。正如你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一部圣经记述的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关系,订约、背叛和重新修复关系的历史。我的问题是,上帝如果是造物主,那么,在这段时间他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即使在这段时间中,圣经还提到了埃及人。我最关心的是,上帝与中国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那时我们难道是被神忽略了吗?如果我们也是神的孩子,那么神给我们的指导是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宁愿相信,基督教的圣经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证据,但还不是全部。我们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证据。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其实必须作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我们是否是神创造的、被神照顾和接受神的指导?第二次是我们有的是一个神还是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是一神论者,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解释:中华民族也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自己的神的启示和文化,也是神的存在和恩典的一部分。我们会接受每个宗教和精神文化,都是神的存在、恩典和对人的照顾的一部分。如果别的神和精神文化都是异教,我们将面临解释为什么神只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的问题导致一个更广泛的神的信仰。

   第二,我们与神的契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在我们的讨论中,你们可能认为我对神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因为我急于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基督教卷入政治选择。我同意伯笠的忠告,基督教首先是明确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意识和感激。但是,在圣经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灵感应,而且是要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选择中表现出对于上帝的遵从和忠诚。也就是说,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例如,你们这次为帮助我而选择的《出埃及记》,就是讲述一个政治选择中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如果我说,对于现代中国基督徒而言,出埃及就是走出中共的统治,这并不夸张。思考基督徒与上帝的契约的社会和政治内容,需要重新制定中国基督教的agenda。其实,基督教在文明中的地位和普及程度,是与它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提供积极指导有关的。如果基督教仅仅是教堂中的祷告和生活中的体验,如果基督教放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建设性角色,基督教的发展将会自我设限。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与现政权处于对抗状态;因为在基督教的原罪说看来,即使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力量和人也会有许多问题。我的意思是,基督教应当积极地改进社会,与各种现实力量合作,但不回避诚实和必要的选择。在基督教健康发展的地方,基督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在重大政治灾难中维护人类安全底限,都是最重要的力量。

   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确认自己的使命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到我十八岁时就确认,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是这种改善的必要内容。到八十年代末,我就知道,政治制度的改革本身,并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提出政治文化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我不赞成那种靠着仇恨去建立新的制度的做法。现在,我知道,基督教可以有更积极的作用。我愿与诸位一道探讨有关问题。

   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二月

    

   军涛先生: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并分享我的信仰历程。我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受益者,那个时代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一直自诩为“迟到的八十年代人”。因此,我也要特别向你们这一批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年长者致敬。

   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信仰基督徒很难这是一个凝固的看法。在我个人的信仰之旅中,确实有两个最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骄傲,其次是罪。人最大的骄傲便是不认识神,便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骄傲,这就是我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精神状态。什么时候人认识到了作为被造物的自身与造物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什么时候人就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而对于罪,我也是不愿意承认的,我认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到达或者接近了“义”。直到某一天,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时候,我才认识神,也才感受到全然的幸福和喜乐。所以,我与信仰的关系,是上帝拣选我,而不是我选择上帝。如果不是凭借着圣灵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靠着所谓的理性走向上帝,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宰,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使得人类无法以自身的努力来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问题,也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苦苦思考的问题,经常与基督徒们辩论的问题;而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它们并不是在一瞬间都解决了,它们仍然作为“问题”而存在——但不再是阻拦我走向信仰的问题,相反是不断促使我的信仰得以深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圣经与中国人关系。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经常反问那些向我传福音的基督徒说:圣经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圣经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中国。我还记得,当年王怡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典范,是他最心仪的人物,如果苏东坡不是基督徒,如果苏东坡不在天堂里,那么天堂再美丽,他也不愿意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情不自禁”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或者是西方白种人的福音。比如旧约中的许多章节,不过是犹太民族的历史罢了,跟中国的历史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研究和接受这部分经文呢?他们进而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实,基督教并非诞生于欧洲,而是诞生于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换言之,耶稣基督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基督教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本来便诞生在东方——这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却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独一真神”——绝对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那只是原始图腾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绝对不是“宽容”和“多元”的。但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必然具备某一种族成员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是“超种族”或“无种族”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上帝让耶稣以哪个种族的身份出现呢?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是以犹太人的族裔来到世间的。那么,上帝为何要让耶稣成为一名犹太人呢?倘若由人来对此事作计划和安排,耶稣大概会作为埃及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来到人间,因为当时埃及、罗马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倘若耶稣是埃及人、罗马人或中国人,不就可以带动整个埃及、罗马或中国的民众都信仰基督教吗?然后,基督教再由埃及、罗马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顺利地向四周的落后地区传播,这不就水到渠成了吗?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人所无法揣测的,上帝偏偏就选择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偏偏就是让耶稣成为犹太人,虽然犹太民族只是一个处于近东地区的小小的民族、一个在列强的包围之下连生存权也没有充分保障的民族。这个事实表明,上帝连那些最弱小的民族都不抛弃,所以上帝的爱是遍及所有人的。职是之故,旧约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隐喻。它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它既是关于“选民”的,又是关于“万邦万民”的。如同“十诫”一样,它是上帝通过摩西与犹太人之约,亦是与所有人类之约;它遂成为人类的第一部“宪法”,亦是宪政制度的基石。到了新约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选民,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另一方面,就地域性而言,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本身就表明了基督信仰具有普世性。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不是某些特定民族和人群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都有份和有权获得福音。福音不是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福音,而是超越地域、种族和时间的福音。显然,中国人也是福音的对象,上帝从来没有忘却过中国,上帝的恩典始终彰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两种,上帝给予犹太民族以“特殊启示”,同时也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以“普遍启示”。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统统看作是“异教文化”,那是一种极其偏狭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先贤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当中,就有不少与圣经相通的启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与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相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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