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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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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型的精神分裂

来源:民主中国

   精神分裂,乃是极普遍的心灵灾难。人前人后,心内心外,此事彼事,人与事间,事与心间,永无恒定的准则。基于人自身的性格缺陷、构建漏洞,基于普遍人心的困惑、冷漠、阴暗,基于复杂社会形势的压迫、排挤、驯服,基于周边环境的失衡、恶化、骤变,基于潜规则的大行其道和谙熟必备,以及基于个人、家庭、势力之利益追求,与观念、舆论、道德、法律、信仰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冒险……,在这个世界,精神要不分裂也难。尤其是在精神重灾区的中国,长期以来,假、大、空的制度性流毒甚嚣尘上,谎言不但成为中国人最不易丧失的习惯,更成为各种社会交际、行政事务、国家立场等方面的常弊。而这种“常弊”,不唯意味着负面、贬义、耻辱,对于撒谎者本身而言,那是精心密谋的权术,也是精心设计的遮掩,既是权谋学或厚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官场文化和党文化的支柱之一。当我们看到一群官员竟是如此信誓旦旦、深情并貌、高调反腐、满口和谐之时,谁也不清楚这皮肉底下究竟又是一张张怎样的脸。

   最愚蠢的伪装或欺骗,就是过分拔高自己,拔高到一个虚张声势、无限光辉的位置。这个位置的拔高,仅仅是为了赢得少数上级领导的信任,或者适应最基本的官场骗术生态。权力,在现实中需要“唯上”,一望、再望、三望高层;权力,在理论中需要“唯下”,最起码也要坚持民本,以民众之事为自己的基本义务。在这种唯上与唯下、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冲突之间,任何人都在比较不同的代价、后果,继而从代价、后果最小的一面,来打自己的算盘。劣质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劣胜优汰的原则,亦即优秀的能人必须驯服于恶劣的圈子势力,否则必遭淘汰。许多颇有抱负追求的人,一旦投入现实官场的复杂情势,就如同进入了一间无形的森严监狱,在极为痛苦的自我责备之中,不得已或自愿地,成为自己曾经不齿的腐败队伍之一员。权力型的精神分裂由此而来,它因权力本身在中国的独特属性而起,并不表示有怎样的性格、根基、理想就可以彻底避免精神分裂的产生,也不表示任何舆论、道德、刑法能够将此问题一刀切断。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致使中国政治涌现出99%以上的庸、贪、腐,真正能够跳出局限并一展手脚的从政者,可谓凤毛麟角。

   中国式的权力特性,从当前的各国、各地区选举的对比中,即可看到荒谬。其保守、僵化、守旧,只是一些简单印象;最遭人垢病的,是权力本身的非法性。美国的民主选举就如中国拿筷子吃饭,已经是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习惯;俄罗斯自专制的苏联脱胎换骨,国力强盛,举国拥戴普京多年,且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推出,至今全球再无第二人达至如此“偶像”级别,连英国首相布莱尔也难以望其项背;台湾民主选举已经持续12年,在此12年之间,所有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培养民主,即使当中事件不断、危机不断,但正是在这种剧烈的激辩之中,民主才被强化、普及、深入;更不可想象的是,越南、缅甸这种军政府超级强大、独裁色彩异常浓厚的小国,竟然也要向民主倒戈;最令中国感到耻辱的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尼泊尔,居然也是后来崛起,追逐民主。不但全世界都在真正从制度病根上大刀阔斧,就连亚洲,这个一直以东方文化为主流根基的地区,居然都以“民主包围专制”的态势,包围了中国及朝鲜。我们已是如此孤单寂寞,如此自形惭秽,如此无地自容。

   权力,倘若丧失了真正的授权,而只以洗脑式的宣传、走过场式的投票、跟真正民意大相径庭的“代表”行事,最终,这权力所导致的危害,堪比恐怖势力的劫持。我们的人民是那么的弱小、边缘、一盘散沙,多少年的努力,多少年的呐喊,最后还是换来这样的局面。人心冷了、淡了,一一回避着这种奇耻大辱。所有的权力合法性,唯有凭借经济建设的成就来满足——而事实上,即使经济真的在增长,也只能证明此乃各界之效力,而非行政之单独效力。何况,评价一个社会的综合成绩,是不能单看经济的,还必须进入到法治、人权、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环保、文化、艺术等多项领域。经济的增长本身,更需要着重于受益人的不同分布,各产业的不同比例,经济制度的市场干扰,金融机构的犯罪现象,要看物价、房价的抬升,要看股市证券的剧烈振荡。即使以最低层的角度来观察行政绩效,权力本身也很难谈得上合格。一场奥运就试图中国国力之强大,就如军事演习需要证明军事之强悍一样,一个要证明有钱,一个要证明有枪。这一切都是由权力做主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奥运究竟需要花多少钱。

   如果不赞同这样的花法,譬如可否让运动员彻底进入民间机制,而不是由人民供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找谁谈判?难道跟胡锦涛谈?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又屡次认定了权力的合法性,好比我们在法律纠纷上常常需要寻找公司第一法人代表为谈判对象一样。这是非一般的权力,全世界无双。每一个到中国交流的外籍官员,都将体会到何为特权,何为“高枕无忧”。我们的人民是不常生气的,或者说,人民的生气就象一个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说话平台,譬如有位浙江朋友要办《中国真话报》,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恐怕就是打水漂的买卖。也就是说,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不管是恐怖的政治运动,还是此起彼伏的杀鸡儆猴,官方已经相当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权力担忧。然而,要能维持这种“不担忧”的状况,不能仅仅依靠大一统的国家机器,更需要依靠自己“做”出来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一大群的知识精英聚集在名利场之中,只要你有这个实力,能够出卖自己或者适应这种规则,那么你在我们这里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这是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对待饥肠辘辘者的态度。可以是统战,可以是收买,可以是利诱,可以是策略,甚至可以是制度——事实上早已是制度,这制度之一,就是政治协商制度。

   权力要“做”出来的形象不唯独如此,还包括道德权威、正义表演、歌舞升平、影视歌功,中国人的“民心”就是这样被掌握的。曾几何时,在最巨大的灾难之中,只要有他们的身影存在,那一定是需要赞颂的,而具体到灾难的成因、预防、控制,却并不是最重要的议题。我们的人民会善良到如此认定:只要有他们,任何灾难都不怕。骨子里最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定胜天”,超越了自然法则,然而人民的善良仍在持续着,似乎并不清楚我们究竟要畏惧什么,究竟要反思什么。权力是一团阴影,他们活在自我营造的盛世、繁荣、稳定、和谐、团结的气氛之中,又活在实实在在的政治生涯之中。这政治生涯,意味着无论你自己曾经干过什么,你都不能让任何人抓到把柄,必须隐藏得那么深,包装得那么严,掩饰得那么好。诸位可能想象不到,国家法治精神的执行者,居然会站在审判席上,这样的人不唯独是各级行政官员,也包括各级司法官员,其中有几位,竟然都是不约而同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法院院长到腐败囚犯”,绝对是个吸引国人眼球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人们居然会“奇怪”——悲哀的“奇怪”。

   2007年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文轩,在湖北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被判10年,罪名是“受贿罪”。这个人,被媒体及反腐学者称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周文轩的演技,足以在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教授专学。他的表演,譬如反腐的决心、感想、思路、做法,都带着一定的“新政”气息,其演讲水准,可以为处级以上干部上党课,听得你心为所动,可谓慷慨陈词、撕心裂肺、苦口婆心。他的前几任,皆是倒下去了的,轮到他时,早已是众人关注的“救火院长”。可以想见,他的腐败风险之高,绝非一般贪官可比。周文轩一面扮演着让所有人都信任、敬佩的“有党性、有原则的人”,一面又不断受贿,甚至强逼着别人给他送钱、买房。他曾经找来60多位法官的妻子,说:“为了法官的清正廉洁,为了家庭的幸福,大家不妨在家里学学电影里的河东狮吼,当个好妻子。”岂不料,他之受贿,恰恰是通过妻子的手来实现,妻子不但无所谓“河东狮吼”,反而是一次次“狮子大张口”,专门负责向他人传达索贿命令,成为权力腐败的积极推动者。

   我不认为周文轩不懂法或不懂潜规则,甚至也不认为他在法庭上“我对不起党和人民”的所谓“忏悔”有任何真诚可言——他应当是在看守所、审讯室领教了党的一流专政技术,精神完全崩溃——,在我眼里,这就是长期活在自我欺骗和欺骗他人的生活中,以至于太累、太累、太累的一条可怜虫。中国式的清廉,常常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有时甚至会让人产生对“人”的错觉:这个人,人性何在?这样的人已是凤毛麟角,而民间却称道不已,其实那都只是以个人的顽强来对付强大的诱惑网,其受到的威胁、恐吓、拉拢、人情,乃是巨大的。这方面的例子,譬如江苏省扬州市纪委书记高海山,这个人就是以性格底线来应对官场黑暗和权钱腐败,逼得自己的妻子下岗后走投无路去当清洁工。面对曾经抚养他、供他读书的二哥(农民)解决侄子工作问题的求情,他也只能说:“二哥,你如果缺钱花,就到我这儿来拿,但让我做这事可不行。你想想,我是干纪检的,今天帮助这个侄儿介绍工程,明天帮助那个侄儿找活干,自己不做好样子,怎么去监督教育别人?”颇有影视题材中的苍凉色彩。

   执法犯法、司法犯法、立法犯法,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腐败,更叫人警惕——若是连反贪官员都腐败,则根本无须再反腐了(事实上,中国曾有数起反贪局局长被审判的案件)。在与法律本身打交道的过程中,“成本”是极其精确的一种计算,摆在面前的,是不受监督、制横的权力结构,别说一个部门、一个政府,就连整个制度框架,也为腐败留下了无穷后患。因此,现实政治中类似高海山这样的清廉官员,就象男人进入妓院却要在色欲面前念佛经,完全是“强忍”的后果,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海外固然也有腐败,最近就有两大消息:一是2008年2月1日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杰基?塞莱比因,接受法院的正式指控腐败和妨碍司法调查;二是2008年1月29日泰国反贪委调查泰国总理兼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的两桩腐败案。然而,这种级别的腐败调查,却是真正具备“弹劾”性质的。无论权力之高如何如何,或者无论财力之大如何如何(如最近受审的韩国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涉及数亿秘密资金),照样会因在中国看似“小问题”的问题而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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