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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监狱”几时休---郑恩宠律师访谈

上海维权:控诉法西斯暴政!! !网址:http://www.boxun.com/hero/shpzw1

    郑恩宠,1950年9月出生于上海,1 968年8月一196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二团四连战士、副班长;1969年4月一197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边防巡逻分队战士、保管员.仓库副主任、机电科副科长、装备处副处长、机关团总支副书记,连团以上干部政治学校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教员:1979年5月一1990年,中日合作天山内衣厂合同管理员、法律顾问;1991年5月一l 993年l0月,香港日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l 993年1 1月以来在上海市工贸、精诚九江、申房、四维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业务专长:房地产、房屋买实、拆迁、治安、税务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程招投标等;2001年起被无理不预注册而剥夺律师执业权;2003年6月6日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8日被逮捕,2003年10月28日被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03年6月5日刑满出狱,但一年来一直被上海警方严密监控。在其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附加刑到期之际,记者电话采访了他。以下记者简称“记”,郑恩宠律师简称“郑”。

    记:郑律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听说自去年6月3日您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以来.这一年来您实际上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可否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郑:好的。去年6月5日,我刑满出狱走出了上海提蓝桥监狱的大门。我已经在监狱里服了三年刑,令我没想到的是紧接着还要坐一年“家庭监狱”的大牢。这一年来对我的“软禁”,只有“禁”而没有“软”,每天有数量不等的警车24小时停在我家门口。比如春节以后的这几个月,一般有6名警察、12名社工24小时不停监控我全家的一切言行。楼道上、电梯间、小区门卫室以及进出小区的街道路口.都有许多探视头在监视,家庭內外不知不觉被安装了许多窃听器材,电脑网络无法使用,电话、手机24小时受到骚扰等等,全家已无私密和隐私可言,夫妻之间的亲密举动也随时可能被窃听拍摄。亲朋之间不能正常来往,上门探望的亲戚朋友随时被盘问或检查身份证件等。亲戚中也有被株连传唤的,比如我妻弟5月18号就又被他们传唤过。国保甚至跑到我女儿就读的学校去骚扰,并以女儿的前程威胁我。我在天山內衣厂工作过8年,90年时离开该厂至今已有17年了。今年春节后,有几位原单位的同事来看我,其中有一位3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们十八年没见面了,见了面自然有很多话说,他们对陈良宇为首的上海市委在2003年10月底动用媒体宣传工具抹黑我,说郑恩宠是因违反劳动纪律旷工100天被工厂除名这一虚假报道很不满!认为在此问题上,市委宣传部扮演了“造谣宣传部”的不光彩角色。但我们见面的第二天,这位老党员就被厂党支部书记找去淡话了……

    再比如半个多月前北京胡佳来访,那天一早,我就发现门口的警车增加到四辆,市局和闸北分局几个国保熟悉的面孔又出现了。9时左右市局国保魏枫突然到访,他的身份是代表政府与我沟通的人,也是起草批准我出境报告的政府官员。他问我今天要和谁见面,我说每天都有很多人想来见我。他又问今天来人是否从北京来.我说北京的朋友也很多,不知道你指哪一个。他于是自己说今天来的人叫胡佳,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你也不认识,不了解,最好不要见面,如一定要见讲话要规范,不要给他什么书面材料。我说我没有特意准备什么书面材料给他,再说了如果两人之间想要传递书面材料,除了见面之外还有100种途径,你们有些做法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后来他答应,如果我们见面讲话规范;不给书面材料,可以批准我们见面。我说到时可以请你坐在旁边监督。但后来胡佳来时,只在我家楼下待了几分钟,我们只打了个照面,胡佳就和陪同来的冯正虎一起被带走了。当天胡佳为了见我,被警察控制两次,第二次直到他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为止。中国法律从未禁止过两个自由人的见面,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是很有问题的。且这么高额的执法成本,有无向纳税人作过支出说明?经过了哪一级人大会议审批?许多问题是值得反思的。到今年6月5曰,我这一年的“家庭监狱”生活应该结束了。全家是否能走出“家庭监狱”的大墙,获得真正的自由?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我相信今日中国所设立的“家庭监狱”,我遇到的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今天我很想说的一句话是,呼吁中央政府敦促地方,尽快查清各地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家庭监狱”,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不能说明中国人权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 也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东道国的国际形象。

    记:您提到的"家庭监狱”现象,很明显是违反现行法律的,您认为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严重吗?(补充:警察有没有向你说明这样执法的依据:有没有履行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比如出具“监视居住”的手续?)

    郑:现在我了解到上海的家庭监狱就不止我一家,可能时间长短不同,表现形式有所差异。比如上海的一些访民,一到所谓的“敏感期”,就被带到一些旅馆、地下室等处监管起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上海的警方告诉我,目前我是上海警方宣布的第一号监控对象。类似的情况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比如北京的高智晟律师是被判缓刑,但实际上是在“家庭监狱’’里服刑。还连累到他的家人,也失去了部分人身自由而成为“家庭监狱’’里的囚犯。中国的《刑法》规定:缓刑是暂缓执行实刑,也是对“罪犯”暂缓执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仍然让他们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上海现在流传着一个反映当年东德如何监控、骚扰一些异议人士的光盘,而今日上海的许多做法,要超过前东德若干倍,就我亲身经历的这些,比我了解的前东德的做法只会更加流氓,无赖……他们也根本不会公开承认非法设置了“家庭监狱”。

    上个世纪30年代,“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先生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软禁了半个世纪,事实上也是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直到张学良先生90多岁以后,才解除对他的软禁允许他去美国。共产党不是曾经流血牺牲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吗?可惜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们自己也用法外的“家庭监狱”限制剥夺公民的人生自由,包括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在内。比如文革中,邓小平被执政党中央宣布为第二号“走资派”,并没有被判刑,但全家不是在江西过了三年“家庭监狱”的生活吗?文革以后,胡耀邦、赵紫阳只是被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没有被法院判刑,他们是否事实上生活在;“家庭监狱”之中,被软禁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被剥夺言论、出版权利呢?这要让事实说话,让历史真相说话。鲍彤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在“六四”之后被判刑7年.出狱以后,事实上不也生活在“家庭监狱”里吗?

    在我剥权期结束,恢复政治权利的第一天,我很想向外界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尽快查清各地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家庭监狱”,尽快取缔这种非法治、非人道、非理性的现象。这种“家庭监狱”的现象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关注,也应引起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这显然与执政党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理念不符。不能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下去,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记:当局如此长时间地非法限制您的人身自由.您虽然出狱但恐怕还是无法外出正常工作,这一年您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什么?日常怎样生活?

    郑:6月5曰我出狱当天,街道办事处社工给了我500元钱。一年当中监管人员向我个人提供过三顿伙食----5元标准的盒饭。除此之外,上海当局剥夺我外出找工作的权利,一家人的生活只能靠妻子每月1100元的退休金。每月还得支付房贷本息3900元,物业管理费200多元等。女儿在上海一所民办学院读三年制大学专科商贸英语专业,今年暑期毕业。

    我的律师工作自2001年起被无故停业,为了自身生存和帮助上海市民维权,我的律师办公室聘请了2名律师助理和2名内勤人员,借了25万元债亏本维持日常工作。三年牢狱和出狱后的一年“家庭监狱”生活,为了女儿读书和还房贷,这几年家里又借了不少债,欠债还不知何时能还上。经济上我确实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因此打算卖房,但上海当局又设置种种障碍不让我顺利卖房。我的住房,我舍不得出售。上海和北京一些律师朋友认为,周正毅案的真相最早从这间房屋被捅出去,是陈良宇等上海帮非常恐惧的掘墓之地,若干年后,说不定这里会有纪念意义。我也希望中国将来民主化了,有一天我能重返中国律师队伍,从事我所喜爱的法律工作为民维权声张正义,到那时我希望将现在这套房改成办公室。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在进步,允许律师个人出资在家办律师事务所,家庭律师所已经在上海等地出现。

    一年来的“家庭监狱”生活,我看了不少书籍、报刊、杂志,晚上时常打开收音机收听各国的华文广播,能听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澳洲广播台、法国巴黎城市广播台、日本、俄罗斯、台湾还有香港的基督教传播福音等电台。朋友们也时常会讲一些网上的信息给我听。因为以前网线常被拉掉,现在我没有上网。

    在上海街头常有10元一本的盗版书,一些港台出版的反映内地现状和历史的书传到上海来,常常只需要几个月。出狱以后我看过在美国的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的新著《雾锁中国》,是反映大陆控制媒体情况的;流亡海外的作家郑义主编的揭露陈良宇等上海帮的《上海大风暴》;还有张戎女士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和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历史著作等。打击盗版书行动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或许中国的出版自由会经由“盗版”撕开一个裂口。

    经过这么久的反思,我想向外界坦露我的心里话:我是一个中国人,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我现在是爱国不爱党,信上帝不信马克思。今天在上海,在非官方的私下场合,至少有30%的人敢于公开表露自己的心机,但这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遵守“沉默是金”的古训,这其中的大部分人也仍然不愿向海外媒体表达。但他们在日常言行中有他们自己的信条,已经不唯上命是从。比如我的一位学生、现是某直辖市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市委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去年6月5日我出狱当天,他发来手机短信向我问候。我今日爱国不爱党,信教不信党,不等于我要走上反党、与政府对立、对抗的地步。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热爱过共产党,曾经追求过那样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我曾是少先队大队长,担任过黑龙江兵团六师后勤机关团总支副书记,曾为追求进步打过入党报告,也曾数次与入党机会擦肩而过或被我婉言谢绝。我还曾是黑龙江兵团六师机关干部政治夜校政治经济学、马列经典著作的出色教员,《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德国农民战争》、《列宁文选>、《苏共(布)党史》等,我都钻研过,现在要让我讲马列经典著作原理,上海的市委宣传部长或党校教授不一定会是我的对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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