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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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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2)
·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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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金牌变成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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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起而行的果实——有感于茅于轼的声明
·被放在舆论阳光下的腐败──有感于县委书记黄金高的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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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戏子的无奈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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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权时代的精神景观
·林彪亡于不肯向毛泽东低头
·体制内异见力量不再沈默
·江泽民谢幕留下来的难题
·今日北大 自由的坟墓
·向陕西省榆林市三岔湾村的维权农民致敬-强烈抗议榆林市政府对维权农民的野蛮镇压
·贫困贵州的两极分化
·「只有毛泽东 没有新中国」
·赵紫阳的六四形象
·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愧疚(上)
·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愧疚(下)
·愚民小品的精华版
·伊战与美国大选
·王怡惊动了我——《王怡文集》序
·民间维权和社会稳定
·赵紫阳对中国改革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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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根就是「制度不灵」
·权利意识觉醒时代的统治危机
·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余杰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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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晓波:望国际压力使欧卫良知发现
·为校园BBS和焦国标先生而作
·从消极自由到逃避自由
·外患不足虑 内忧才要命
·被官方操控的反日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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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始于3月10日的西藏危机,至今仍然是世界关注的中心。如果胡温政权不能妥善回应,藏人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必将伴随到北京奥运的结束,北京奥运也将变成世界认同度很低的奥运。现在,奥运圣火在境外传递的艰难旅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错,中共政权可以靠强力平息大陆境内的藏人反抗,也可以利用大汉族主义取得多数民意认同。通过对3?14拉萨骚乱的掐头去尾的孤零零展示,通过单方面放大西方媒体的某些失误,通过“反分裂,护圣火”的舆论动员,更通过严格的新闻封锁和单方面宣传,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更无法消除西藏困境之根源,正如现政权无法消除整个中国的深层危机一样。所以,中共在国内取得的这些优势,不过是鼠目寸光的权宜之计,只有维护独裁体制的暂时之功,而无助于多民族中国的长治久安。
   

   外界普遍认为,在此次西藏危机之前,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相关官员进行过六次对话,而现在,爆发于中国奥运年的西藏危机,对胡温政权来说无异于“砸场子”,给风光无限的“国际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对达兰萨拉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在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西藏危机延续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汉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的加剧,而是民族冲突遮蔽制度之争。就当下中国的制度现实和胡温政权的执政策略而言,即便没有此次危机,中共也决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间道路。如果胡温答应了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于中央政府向西藏出让了治权,使大陆地区出现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是胡温政权难以接受的。
   
   而西藏问题,既不同于香港,更不同于台湾。
   
   台湾的治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已经百年。即便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的中共也从未治理过台湾, 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治下,不但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而且保有联合国成员资格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现在,台湾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拥有基本人权和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台湾总统来自2300万台湾人的直接选举,北京就更无法染指台湾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香港的治权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的手中,1997年的回归大陆也仅仅是主权意义上的回归,而香港的独立治权由“一国两制”来保证,其经济、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还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回归后的特首需要北京的点头,但特首必须由港人出任,特区政府也是独立治理香港事务。何况,香港还拥有不同于大陆的市场经济、独立司法和新闻自由。
   
   而西藏,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派往西藏历任党委书记就是这种治权的具体执行者。从此以后,藏人也像汉人一样,不仅必须臣服在中共独裁的治下,而且也经历了汉人所遭遇的人权灾难,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灾难决不次于汉文化和汉人,藏人的活佛、贵族、商人、艺人、藏医等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禅喇嘛就被囚禁了将近十年,汉人的走资派和社会名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民众都经历过八十年代充满希望的时期,也都在1989年经历了喋血的惨剧,经历了八九后的强力镇压与金钱收买。现在,虽然汉藏两族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码不必像毛时代那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但是汉藏民众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权,藏人所没有的各类自由,汉人也没有。达赖喇嘛无法回家,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汉人异见者也无法回家;西藏当局对付达赖喇嘛的手法,也被用于对付汉人的法轮功和其他民间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诋毁达赖喇嘛,逼迫法轮功信徒诋毁李洪志)。
   
   汉藏的民族冲突是表层,独裁与自由的冲突才是深层,是实质。汉藏民众共同面对同一个独裁政权,藏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汉人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此次危机中,当汉族民众在互联网上向达赖喇嘛大吐口水时,遮蔽的恰恰是汉藏民众最真实的处境——我们都是独裁制度的“囚徒”。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达赖喇嘛与胡温的真正和谈能否开启,开启了能否谈出具体成效,不取决于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外部压力,而是取决于大陆内部政治改革进程,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才是北京与达赖喇嘛谈判真正开始之日。
   
   一句话,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反过来也一样,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2008年4月10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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