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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鲁杨先生:现代的强大个体,才是推进民主进程的力量源泉


   作者:贺伟华
   感谢你的反对,因为没有反对者才是可怕的。二十多年来的研究工作,让我习惯了大胆提出假设、提出观点,然后迎接批判、产生反思,并由此激发灵感、寻求真理。从始至终,我都不缺乏打破禁忌、挑战极限的勇气;从始至终,我都力图创建一个思想自由的氛围,努力实现突破与创新。我所缺者,就是像你这样快言快语的真诚批评者。
   在此,先讲讲我撰写该文时的思路。2007年以来,我们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信息化时代的潜能终于发挥出来,在信息渠道多元、新闻报道越来越自由的情况下,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民主决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热情越来越高涨。这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形成了独立于政府行政权的第二大权力——网络新闻自由下的民意表达与公共监督。网络争鸣、声讨与群暴催生缺乏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中国民主氛围。13亿国人用现代的信息手段战胜了执政当局的传统权力阻隔、舆论垄断。在这里,我们用现代战胜了传统。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在传统对抗现代中落败。我看到的是,中国人的个人生命状态、生存危机,被践踏者的自由与权利,正遭遇到现代高科技的国家非理性暴力。我们用尽传统的手段——拳头、棍棒、锄头,也无法形成威慑,无法重建起力量制衡下的社会正义与良知。于是,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上升为民间反抗的主流价值,希望用自残、绝食和讲理来感化暴徒、赢得同情、召唤良知。然而,不幸的是,在官权肆虐、黑社会横行、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中国,人性无存、良知无力。当中央某台的一位记者在一个民生节目讲坛中重述他对北京访民的劝告"现实生活中的不幸太多、苦难太多,中央政府也不可能一一解决,但我们相信一切都在变化、未来是美好的,回家过年吧。"这时,我想到的是,未来太遥远,如何解决现实困境?这些访民早已无家可归,今晚在哪里睡?明天吃什么?已经成为很现实的生存危机。
   是谁把他们赶到了北京?是谁强拆了他们的房屋?是谁霸占了他们的土地?是谁让他们背井离乡?为什么他们不敢回家?为什么他们无法抗拒黑社会暴力?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直接面对与抗争的信心。他们用传统的手段根本无法对抗现代化的制度性黑社会暴力。这让我想起了在祈求青天和司法维权之外,开辟第二条战线,必须赋予民间以力量。当民间拥有现代化的、科学的、可行的威慑手段时,当作恶必将受到惩罚时,威胁强制将变成平等对话妥协,暴力对抗将变成和平与和谐。由此,社会正义才有产生的可能。
   在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里,走投无路者不能幻想恩赐的人权与自由,金钱与权力正颠覆着人间正义与法治精神。学者和教授们在忙着挣钱,不能幻想他们放弃现有的机会、财富与地位为你主持正义、伸张正义,高智晟在中国只有一个。每一个走投无路的个体,都必须自我强大起来,才有生的希望。
   因此,继信息化新闻自由带来中国公议民主之后,公民自武装的现代化将在保障公民的自由与人权的过程中,重构社会正义、推进法治宪政。“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法治无望的情况下,一个国内知名法学家这么说!
   有关改良与革命、非暴力与暴力的争鸣在中国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有关臣民与暴民、投降与操家伙的轮替在中国更持续了几千年。为什么中国总是难逃暴力革命与改良幻想的宿命?一直都是大家、也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之一。如何避免流血、实现超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找到了数人头替代砍人头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然而,如何推动一个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呢?我和鲁杨先生一样,在现实困境下,都思考过“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原则与策略。当这个原则被奉为经典权威时,我就产生了质疑它的想法。我曾经想到,一个原则,一旦被奉为不能挑战、不能质疑、不能超越的最高价值,则必将带来我们思想的的僵化。
   首先,我要问的是,该原则应用于民主或殖民地国家的民权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是否就因此能够证明该原则应用于一个没有正义、野蛮原处的暴力社会,也一样能够取得成功?当我们被强盗绑架,当我们随时面对野兽生剥活吃的危险时,我们是否拥有思考、寻找包括暴力在内的反抗自救手段的权力与自由?我想思考的权利、寻找学习相关自卫知识的权利当然有。那么,我们是否有应用这些知识的权利?圣雄甘地的儿子曾经问过甘地老人:如果您被歹徒绑架了,我有权利开枪击毙歹徒吗?甘地他老人家说:当然,你有这个权力。由此可以推断,在遭遇人权危机、在个人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时,面对暴虐者,公民是有权利应用包括暴力在内一切手段反抗的。
   非暴力策略应用于一个民主社会为公民追求均等的自由与权利。如种族歧视、如女权运动、如殖民地土族人的民权运动等,这里,需要的正是,让一切行动都在阳光之下,公开、和平、理性的进行着,用族群群体力量的展现,完成对制度的纠错。台湾施明德先生的百万民众防腐倒扁运动也是一个非暴力典范。但这种策略应用于对抗中共政权,却每每铩羽而归。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西藏藏民的抗争。原本达赖希望借着中国奥运会召开之际,举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游行,却在行动进行过程中,被中共所利用,当局用化妆为藏民便衣警察的暴行来制造混乱、激发矛盾、引发对抗。非暴力演变成毫无准备的暴力,造成一百多藏族同胞被杀的悲剧,面对一个诡计多端的政府,面对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非暴力的道德力量是如此的脆弱,还导致了汉人对藏民的诸多误解。
   因此,在一个野蛮原初社会,公民遵循的原则应该是自然法,在中国,我们应该超越于现有法律制度、超越于非暴力的局限,传播自然权利法思想。当暴徒施暴时,我们有权利反抗;当我们不能选举罢免贪官时,我们有权利暗杀。在此,维护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暴力反抗并不构成颠覆政权的力量,也没有形成新暴政的可能,公民私域权利与自由追求的安全意义,正在于它的有限性、消极性。暗杀一个贪官,并不导致新的暴政,齐奥赛斯库的枪毙,不过是斩首行动,并没有带来新的暴政。而市场化伦理转化后的中国,私权捍卫、公共理性已经站住了主导性地位,利益的多元化让谁都不再有这个力量,掀起暴力革命的浪潮。
   在此,我们看到,人们选择非暴力策略,不是因为民间暴力反抗非法,而是因为暴力不可行。面对现代化的国家暴力机器,个人暴力反抗犹如飞蛾投火、以卵击石。如果没有一个令国家机器感到敬畏、尊重、惧怕的强大个体,一切的暴力反抗都将限于徒劳,中国的民主建设将任重而道远,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积极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以传统对抗现代的不可行,催生了非暴力策略。然而,随着一个人人平等资讯时代的来临,我们打破一切权力垄断与资源控制,在个人智力开发与资源利用中获得力量,个人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知识的能量赋予个体以强大的威慑力量,由此,公民用现代化手段和联合来对抗国家非理性暴力成为可能。当不可行成为可行时,其巨大的威慑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想想广西博白村民拥有了现代化自卫手段,他们还会惧怕当地政府的计生暴政吗?想想强拆钉子户拥有的有效自卫武器,他们还会担心黑社会的强行闯入吗?广泛传播相关知识是一种威慑!掌握相关知识更赋予个体以威慑!实施相关现代化自卫手段,将由此展现力量,引发官民之间力量对比的巨大变迁。
   200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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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贺伟华先生:反对您传播生物武器知识!
   我看到贺伟华先生一篇《 民间反抗临界暴力控制策略:生物武器黄曲霉毒素的科学利用》的文章,开始以为你浅谈这方面的知识,没想你主张人们去制造,并决定传播这种知识,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长久以来,我对先生对抗暴政,追求人权,著文推行民主自由思想的行为是敬仰的。对先生的遭遇,一直表示同情,并曾发表文章抗议当局对先生的政治迫害。
   不错,人们有推翻暴政的自由权利。但就历史来看,暴力革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现在如果你以这种方式,其危害性更大。原因学得此法的人,并不一定拿出去对抗暴政。其实“推翻暴政”,或者说改变政体,使民族进步的方式有多种形式,国外近几十年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例子很多。面对这些历史事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民主中国“——必将有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太长。
   从世界从政体上看,中共处境是尴尬的。从政治思想看,中共的逻辑是可笑的:无论中国怎么改,怎么变,我都是要当“大爷”的——要骑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脖子上。靠这种歪理,想千秋万代在中国十几亿人当中当“大爷”。我认为,让我们民族中这群白痴继续这样想好啦。原来他们带着全民做梦,现在中国人不这么傻了,现在让他们自己续继做梦吧!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们把梦做长一点。这里问一句:给这样一个弱智群体,有没必要动刀动枪的吗?用得上贺先生的“生物武器”吗?
   我支持中外政治思想家们提倡的“和平渐进”的思想主张 ,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主张。中国进步是时间问题,但不会太长。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已走向世界,或者说正走向世界——必将与世界溶在一起。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明白怎么才算一个现代人,他们终一天会明白自己活着需要什么。中国——这条大船,也只能改造成现代人类社会需要构造模式才能驶向世界文明社会大洋中。也就是说,中国会进步的——原因是不进步没办法!
   此外,我赞成从国外民主成功案例中学习一些和平渐进的民主手段和思想,不赞成贺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暴力思想主张。希望贺先生能考虑,停止你的“系统的介绍生化武器,电磁波、超声波、次声波、激光等定向能武器等现代装备的使用方法和简易生产制造技术”的写作计划。
   鲁扬
   200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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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贺伟华: 民间反抗临界暴力控制策略:生物武器黄曲霉毒素的科学利用
    在我去年写的《民主运动与民间抗争临界暴力控制策略探讨》一文中,曾经说过,民主之所以成为可能,不在于国家掌权者的恩赐,也不在于他的道德良知,而在于民间的革命压力。
   
    中国的特权利益团体根本不允许他们所支持掌权者的个人背叛,中国的专制制度已经刚性化。那么打破这种局面的希望在哪里?只能在民间!“握有权势的贵族与富人害怕穷人的革命威胁,认定革命带来的损失远大於开放选举权或增税的损失,於是释出部分利益以防止革命发生。当穷人一次又一次以发起革命为威胁,让贵族一次又一次选择开放选举权及增税后,政治体制也就逐渐走向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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