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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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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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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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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汉书补注〉批注》介绍

     《〈汉书补注〉批注》是一部奇特的书。第一,奇在出版的价值不是正文,而是批注;第二,批注的作者是一位奇特的人才;第三,批注的写作和出版演绎了作者奇特的命运。

            《〈汉书补注〉批注》的作者沈元是史学奇才

       史学奇才,可惜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奇才招共妒,竟遭杀身之祸。

     沈元,一九三八年生于上海,一九七〇年被枪杀于北京。短短的三十二年的生命中,只有七、八年从事史学的学习和研究,却留下了出色的学术成果。

     沈元与我同在一九五五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沈元身患浮肿病,劳动又不堪重负,遂不别而行,回到北京城里的姑妈家。他自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表现甚好,派出所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于色,跑到北大来要求复学。学校给他的回答是:“你劳动期间逃跑,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心情沮丧,同我商量“怎么办?”我建议他走自学之路:“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为什么不利用?”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苦读一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沈元,附上他写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大喜过望,予以破格录用。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虽然摘了帽子,还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没有黎澍的胆识,他不可能进入学术殿堂。

     黎澍兼任《历史研究》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还从肉体上折磨沈元。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

     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

     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古今百家注《汉书》

     《汉书》是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著作,作者东汉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年),记叙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百〇六年)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之间,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河,影响了后世历代的修史。

     《史记》所载,始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之后,不断有人为它写续篇。《史记》的续篇有刘向、刘歆父子、冯商、扬雄等十多家。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三至五十四年)综合各家续篇,加以增补,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九岁的班固决心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他继承和发展《史记》的体例,但不再为之作续篇,而是自成体系著《汉书》。班固因事入狱,六十岁的时候死于狱中,《汉书》尚未完成。汉和帝命班固的妹妹班昭续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女作者。《汉书》凝结了班彪、班固和班昭两代人三位史家的心血。

     《汉书》的内容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后人分为一百二十卷。

     《汉书》虽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班固没有继承司马迁的史观。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那就是说他本人完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东汉时代已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班固缺乏司马迁的自由思想。故《汉书》所持的史论不如《史记》,但《汉书》所载的史实详于《史记》。

     《汉书》的《纪》是西汉十二帝王的纪事,其中引用了许多诏书、奏议。为重要人物立传,也录入本人的代表性著作,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前代有人批评班固“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这正是《汉书》作为历史著作的优点,如果不是班固的“缀拾”,许多重要文献和原始资料,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

     更多的史料保存在《汉书》的《志》和《表》中。《汉书》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平准书》改为《食货志》。《食货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食”,记农业生产,下卷为“货”记商品货币。《史记 . 平准书》只涉及汉武帝时的一项经济政策,而《汉书 . 食货志》全面地记载了西汉一代的经济状况。

     《汉书》的《志》新增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刑法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叙述法律制度的篇章。《地理志》记载了汉代郡国的区划和沿革,以及各地户口数字、民情风俗。《艺文志》梳理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著作典籍。这是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五行志》是关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的作品,当时人认为很重要,在现代人看来没有多大意义。

     《汉书》的叙事系统完整,条理清晰,至今仍然是研究西汉历史的权威性著作。但班固好用古义字、冷僻词、省略句,故作艰深,以至同时代人“多未能通者”,学者竞相为《汉书》作音义注释。

     对《汉书》的注,也形成了一门学问。据《隋书 . 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汉书》的注本竟有二十多种。

         沈元的批注蕴藏着研究的密码

     

     唐初,颜师古引用“诸家注释”二十三种,作《汉书注》。在当时,这是较为完备的注本,其后大行于世。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另一种遗憾,唐代以前的注本均告失传。唐代以后的注本更多。清代人王先谦搜罗了六十七种注本,集诸家之说,穷多年之功,著《汉书补注》,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刊行。近代学者杨树达认为,王先谦在史料的运用和对《汉书》的解释方面都存在不少缺失,于一九二四年出版《汉书补注补正》,曾获一时推崇。后来的三十年中,他又不断增补,著成《汉书窥管》,于一九五五年出版。《汉书》的注是读通《汉书》、研究汉史的重要工具。

    我推想,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沈元写作《〈急就篇〉研究》时,不得不读《汉书》;为了读通《汉书》,又不得不研究各家的注;研究了各家的注,颇有心得,于是写下许多批注。沈元的批注并非为了发表,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供自己日后进一步研究之用。所以,其中蕴藏着沈元研究汉史的密码,值得后人加以发掘。

    沈元的批注是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参照杨树达的研究成果,究其同异,加以评论。有些地方沈断为“杨是王非”,也有“王是杨非”。《汉书补注》全书共五八八一页,竟有三〇八四页沈元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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