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人物传记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张成觉文集
[主页]->[传记、文学、小说]->[张成觉文集]->[也谈胡耀邦手上的“血污”——与余杰商榷]
张成觉文集
·戒严期的台湾与毛时代的大陆——浅议两种独裁之异同
·毛的假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教训
·学风腐败 学术造假——张鸣谈大陆高校大跃进(续)
·学官得益 学子受害:张鸣教授谈大陆高校大跃进
·红颜祸水是江青?——致袁鹰先生的公开信
·“大跃进”精神不足为训——与袁鹰先生商榷
·“人定胜天”还是“地哄肚皮”?——“全民写诗”的荒诞与恶果
·滥杀 贪腐 淫欲——《血色中国》的触目图景
·郭沫若的马屁诗及其他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血色中国》的薄命红颜
·“扶贫”款也要榨出油——从《血色中国》看贪官嘴脸
·“失心疯”的昏君及其臣仆——“大跃进”荒唐之一例
·一丘之貉 主奴之别——驳“党史专家”的谰言
·性伴侣的易名与“民主”的发展
·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悼念林昭殉难40周年
·我说故我在/我做故我在——有感于齐家贞悼父文
·黎智英的男儿泪
·要求自由民主是中共优良传统吗?
·“所有的狗都应当吠”——有感于对康生遗孀曹轶欧的访谈
·“你懂历史吗?是谁给你粮食?”——致来港愤青
·谁是马克思主义者?——戳穿毛言必称马克思的骗局
·徒有虚名的“马列主义”——剖析一个虚假的理论
·57反右是毛走向独裁的分水岭?——与章立凡先生商榷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8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一瞥
·“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的命运
·请勿中伤胡耀邦
·康生为何先毛而得“善终”?
·责无旁贷与逆耳忠言——对四川大地震的思考
·摒弃“阴谋论” 人命大于天——有感于对四川地震的评论
·“这是为什么?”——六问温家宝总理
·错过时机 前景堪虞——胡温救灾的失误与隐忧
·救灾岂容有空白?——汶川大地震的一个盲点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写在全国哀悼日
·就是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驳孙力舟似是而非的谬论
·北京当局应给灾民一个“说法”——汶川地震预报与震级的疑问
·信任之余 毋忘监督——谈港人对北京当局态度的变化
·救灾采访不设限是可喜的突破
·“猫论”指导好得很——“群策群防”“土洋结合”防地震
·“非重灾区”、“豆腐渣”及其他——对救灾的几点思考
·多难未必兴邦 自强方为首务——谈对灾区学童的心理辅导
·不宜“借军方监控重建”——再与崔少明先生商榷
·对灾区少年请慎言——与崔少明先生商榷
·交流信息 人命关天——唐山地震“漏报”的思考
·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从冉广岐说开去
·以生命的名义要求什么?——看四川抗震救灾文艺晚会有感
·是生命凯歌,不是自我中心——两位幸存者的启示
·她不是祥林嫂——有感于孙国芬寻儿
·刘小桦为何不能与父母团聚?——再谈“以生命的名义”
·应急预案急需改革——谈大陆救灾体制的弊端
·灾区煤矿何以罕有伤亡报导?——解开短临预报之谜
·“人民军队忠于党?”——六四与地震随想
·吁请媒体关注陕甘及四川非重灾区
·震后四个“念念不忘”
·范美忠应予开除吗?——兼谈地震中的人性
·余秋雨居心叵测
·余秋雨“泪”从何来?
·如此“理性真诚”的“大局观”
·余震仍在继续 岂可轻言“胜利”
·谈“胜利”与求“稳定”的背后——“5.12”地震一月感言
·和余秋雨结伴做鬼去吧!——斥无良文人王兆山
·无可救药的余秋雨
·余秋雨的“人性”——再评《感谢灾区朋友》
·余秋雨岂可与郭沫若相提并论?
·勇气可嘉 论点成疑——评《我挺余秋雨》
·《关于奥运圣火传递的紧急通知》(拟《中共中央文件》)
·假传“圣旨”与圣火传递——解读《拟〈中共中央文件〉》
·“警姑”反哺面面观
·不能让范美忠“好好活下去”吗?
·西藏的骚乱和毛的哲学
·悼念陆铿先生
·“国家插手”处理豆腐渣校舍问题合适吗?
·韩战“胜利”是毛“光辉的顶峰”?
·自命“伟光正” 岂能“不崇高”——有感于王旭明言论
·愚不可及 赌徒心理——评毛的韩战决策
·灾区政府应立即停止宴客
·“祝你俩手拉手白头到老!”---致吴雪女士(范美忠妻子)的公开信
·从各方新闻看瓮安事件
·请勿苛责与教训瓮安民众
·瓮安事件定性藏玄机
·“西南的春雷”、“全国之最”及其他
·草木皆兵却为何
·奥运金牌就是一切?---从中国体育“三座丰碑”说起
·何须为此费唇舌?——有感于梁国雄被拒发回乡证
·拒绝对话是为何?
·大陆同胞失去义愤了吗?
·“小惠未遍,民弗从也”——有感于习近平访港
·从“停止”到“不支持”——评北京的西藏问题政策
·鲜为人知的“高尔基”—痛苦
·旷代文豪的“生荣死哀”——再谈高尔基
·斯毛反智异同论——读《历史的喘息》有感
·软实力与文化素质---从哈金的创作心得说起
·沈从文的EQ
·剪不断,理还乱——漫议半个多世纪的苏俄文学情意结
·“5.12”死难学生家长亟待持续声援
·“史无前例”的北京奥运
·穿上龙袍还是不像太子——有感于“史上最牛翻译”
·杨佳、不平、《水浒传》
·戈培尔式的“阴”伎俩——---评大陆国家地震局的“假语村言”
·“警姑”、“军叔”及其他
·官了,民不了——有感于“地震抢险告一段落”
·实事求是地看待大陆中国——有感于德国学者的中国观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也谈胡耀邦手上的“血污”——与余杰商榷

    读余杰《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同意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之本意,但文章的基调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感觉,故对其论点实难苟同。
   
    首先,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余文点名指胡与赵紫阳“同样不能免于血污”,根据是他“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比赵)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泽东、康生在军界推行整风的重要干将。”继而以大量篇幅引述胡在当时的总参谋部二局搞“抢救运动”的做法,暗示胡属于“手上沾满鲜血的人”,而非“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
   
    以上说法经不起推敲。

   
    “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早”,未必“不能免于血污”,更未必属“手上沾满鲜血的人”。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共领袖便是。一些从事机要、技术或医疗卫生工作的高级干部,如李强、傅连璋等也如此。至少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无人指责其“手上沾血”。
   
    “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此语不确,应说“在长征开始前”胡“已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但不管怎样,如果不将打过仗等同于“沾满鲜血”的话,不能以此认定胡手上沾满鲜血。
   
    至于余文所引述的胡在二局搞“抢救运动”的做法,当然不能给其正面形象加分,但看来全属“文斗”,与“血污”无绝对联系。
   
    说到将胡“塑造成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可能某些悼胡的文章会使人有此印象,但如俗话所说:“追悼会上无坏人”,善颂善祷在这种情况下乃人之常情,无可指摘。何况事实上,在中共领导人中,胡耀邦无疑属于最受知识分子欢迎的一位,也是最有人性和人情味的一位。他身体力行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提出这个口号的邓小平做得切实和有成效;他品格高尚,胸无城府,善善恶恶,真心同情和极力帮助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众多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此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但似乎无人蓄意将之“塑造成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
   
    倘就胡耀邦本人而言,他更具“自知之明”,在当选中共中央主席的中央全会上,他坦言自己还是原来的胡耀邦,并不因地位的擢升一下变得如何高明(大意如此)。此语一出,邓小平大为欣赏,说证明我们这次挑选主席没挑错人。而他对于自己以往追随极左的种种错误,也勇于承认,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他就说自己也举了手表示赞成,在这点上不如陈少敏。
   
    自然,我不能肯定地说胡就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只是认为“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还不够。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历史的局限性,还要对他们进行自我反思的深度加以分析。这里面最低限度要看两点,一是有无认错,二是有无补过。
   
    以胡、赵二人为例,胡较赵思想境界高。赵对于50年代在广东推行陶铸极左那一套,始终没有认过错。其中包括土改的“杀人立威”,和57年反地方主义,那真是“沾满鲜血”。更使人难以释怀的是:赵之父即因系地主于土改中在河南老家被处决,赵竟然毫无犹疑地也在广东大开杀戒;再就是80年代初,赵仍极力阻挠平反受陶铸与他迫害含冤去世的古大存案,以及相牵连的一大批所谓“地方主义分子”案。以致胡耀邦不得不要求他回避。
   
    相比之下,胡耀邦确实是坦荡君子,他不仅检讨自己历史上左的错误,而且为平反冤假错案竭尽心力,更坚定地表示:即使是毛定的案,错了也要平。当时他还仅仅是中央组织部长,这样做包含着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后来他当了名义上的一把手,继续他的“既定方针”。可见,他非但能认错,还能将功补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当之无愧!
   
    其次,李慎之等人“两头真”的问题。余文否定李等“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的真诚,而把殷海光“不当共产党”的选择捧上天,其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先要讲一点:肯定李早年选择之真诚,并不等于说“殷海光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条条大路通罗马”,殷海光或胡适“不当共产党”,是爱国、真诚、正直的。李慎之或李大钊、陈独秀“当共产党”,也是爱国、真诚、正直的。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说到“失足成恨”,那只是后来的觉悟。即“觉今是而昨非”。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指李慎之等人的早年选择“不真诚”。更不应认为“他们多半是抱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就是“不真诚”。老实说,具有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在当时也应充分肯定。民主自由的理想到晚年才确立,未必就应受到“觉悟太迟”的指责。“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终于“闻”了“道”,若能有所行动,包括积极宣传这个“道”,更值得称赞。
   
    写到此,联想起看过一个报导,说王蒙在欧洲开的一次会议上曾斥余杰“无知”,似乎是由于余质疑所谓“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无论余是否“无知”,或所谓“历史的选择”能否成立,我都无意置评。倘此事属实,我觉得王蒙的态度不是与人为善的,不足为训。同时我又觉得,当年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作出了与李慎之相同的选择,这个事实值得深思,而不应简单地将之归结为“失足成恨”。
   
    至于余文举出王实味为例,反衬李慎之等人当年到延安后,“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这也是一种苛责。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具有王实味的思想认识水平(王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薪水比边区主席还高,可见非等闲人物)。
   
    这里想提醒余先生,当年到了延安,再走回头路是不容易的。回程中可能送命,或者返抵国统区之后受迫害。这都不能不考虑。“来去自由”,“一路平安”均无保证。不要用今天的环境随意臆测当时的实际情况,然后轻率地判定当年那些先辈文化人言行的是与非。
   
    最后还想根据自身经验,说说毛暴政下知识人的心态。一言以蔽之,能够自始至终顶住政治运动的压力,完全不做违心的事,不说一句违心的话,那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凤毛麟角。本人在反右中就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即所谓检举揭发别人,立功赎罪。五十五万右派,恐怕大多如此。那是在高压之下,出于恐惧;也由于灵魂被扭曲,是非对错颠倒了。
   
    因此,我觉得不宜追问“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因为,那样做的话,会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的罪孽减轻了,不利于对他的彻底清算,也不利于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彻底批判。毛在对敌斗争中讲究“稳准狠”,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中力量打击这个大魔头。
   
    (08-3-9)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