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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交大两学长——陆定一、钱学森漫话

   还有一个月又到了上海交大校庆了(4月8日),刚好正在读于光远写的一本书,其中除《在陆定一领导下工作》这篇专文外,还有多处提到这位老学长。也提到了钱学森。阅后深有感触,如用一句话概括,便是:“科学家未必讲科学,政治家也会说实话”。
   
    陆定一(1906.6.9--1996.5.9),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南洋公学(交大前身)就读,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1949年中共建政前颇受毛宠信。但50年代初任中宣部长时,其副手胡乔木实权反在其上。后来甚至一度被习仲勋取代而改任副部长。50年代中期重任部长,但对文艺事务的影响力远不及周扬。不过,1956年5月26日,他应中科院院长兼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反响强烈。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亮点。尽管毛从来没打算实行此一方针,但陆本人是真诚主张“双百”的。
   
    文革前夕,他被列入“彭罗陆杨”四家店而打倒,且因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斥责叶群,被关进秦城监狱十三年。70年代末复出后,他对追随毛的经历作了深刻的反思,是中共高层中少有的。

   
    据于光远回忆,有一次陆定一跟他在医院里谈话。“在谈到中宣部在文革前的工作的时候,陆定一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宣部,无非是整完一个人接着再整另一个人。’我在见他之前先见到了周扬,我感到经过文革,周扬有了很大的觉悟。他认为以前参加整人错了,他有出自内心的自我责备。但是他没有像陆定一那样作了一种历史性的概括。陆定一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真使我非常佩服。”(于光远《我眼中的他们》,时代国际,2005年,94页)
   
    另有一次,他对于光远谈到毛的错误后,“自己批评自己”说:“刚进北京城时,我负责党的文教工作。本来我应该向中央提出建议:没有上过大学,或者没有大学毕业程度的党的老干部,一律要学文化,学到大学毕业程度,我没有这么做,这就是我的大错误。结果使得我们许多老干部文化程度很低,思想水平也就不高,上面有什么决定,没有分析的能力,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当时那么做,也许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后来就晚了,这些老干部年岁大了,学不进去了。只有胡耀邦,他好学习,自己努力,现在成了一个大知识分子。”(同上,95页)
   
    陆定一这段话自然有其道理。中共老干部要是都像胡耀邦一样自学成材,无疑可以避免一些不应有的错误。但就未必可以防止文革的发生。文化程度与思想水平是两回事,大知识分子如钱学森,至少有两件事令人诟病,跟他的科学家身份极不相称。
   
    一是1958年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小麦亩产三万六千斤,水稻亩产十几万斤。这样违反常识、明显吹牛的事,钱学森竟让人们信以为真。他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从“科学”上加以论证,说什么植物吸收太阳能增加百分之几,就能增产多少。以致毛后来就用钱的“科学论证”为依据,给自己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辩护。那是什么“科学”?不折不扣的伪科学。
   
    二是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诸如“耳朵认字”、“意念取物”等等。明明中科院和国家科委等部门已派人,逐一进行科学验证,确认那都是弄虚作假,与变戏法无异。钱学森却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于1982年5月5日致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声言:“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从而充当了江湖术士的保护伞。
   
    我想,大概正由于他的“党性”压倒了他的“人性”,于是在50年代适应大跃进的政治需要,80年代又投某些权势者之所好。将科学的求实精神抛到九霄云外,这和交大的传统背道而驰。
   
    反之,陆定一晚年人性复苏。80年代他反对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自由、民主属于普世价值,并非资产阶级特有。尽管邓小平声色俱厉地扬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提一百年,但他仍无所畏惧,据理力争,正气凛然。90年代临终前,他表示主张多党制,思想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五十二年前,当我跨进交大校门的时候,跟别的同学一样,把陆、钱这两位学长作为心目中的偶像。即使此刻,亦无“觉今是而昨非”之感。当时的想法源于彼时的现实。但今天却必须与时俱进,以普世价值为依归。对此,不知21世纪的交大人以为然否?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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