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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毋忘叶“廖”功——叶剑英、陈云与改革开放

   题目仿照叶剑英七律《远望》末句。“廖”指陈云,因他原名廖陈云。《远望》写于1964年秋,原诗如下: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缈没遥空。昏鸦三za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据说毛激赏此诗,曾默写书赠其子毛岸青,后者又转赠予叶。倘不谈其中的“反修”倾向,就诗论诗,应不无可取。苏联的“旋转”发生于1991年,“景升父子”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均已长眠地下。中国大陆的“旋转”似乎比“老大哥”早一步,是1978年的事。其时毛驾崩两年多一点。当然,这两个“旋转”性质有所区别,兹不细说。

   
    不管怎样,今年总是所谓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以往,人们都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实行改革的起点,但日前鲍彤撰文指出,全会只是决定转移“党的工作重点”,并无确定改革开放方针,而把“总设计师”桂冠授予邓小平也不合适。此皆言之有据。窃以为,仅就放弃“阶级斗争为纲”,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关键性的转变而言,叶剑英和陈云功不可没。这一点,过去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轻视,现在是恰如其分地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先说明一点,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会期为36天,是全会的7倍,用会议参加者于光远的说法,“中央工作会议已为三中全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三中全会根据党章作出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的正式决议。”其中包括:“增补若干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把陈云增补为党中央副主席。”(于光远《我眼中的他们》,世代国际,2005年,7页)所以,这两个会议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而叶剑英则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挥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首先,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的集体领导”。叶时为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央主席华国锋,在邓、李(先念)和汪之前。何况他在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立了大功,声望正隆。会议之初,陈云冲破华国锋和邓小平会前定的框框,提出平反包括76年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大冤案。尽管叶存有接受毛临终前的“托孤”,竭力辅助“幼主”华国锋的心态,但他还是顺应了党内外的强烈呼声,从善如流,支持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愿。而邓小平因出访新、泰、缅三国,并没有出席前五天的会议。等到他出访回来,已经无法扭转会议平反毛所定的历史错案的方向。
   
    再就是叶在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篇极好的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领导班子问题。叶身为年高德劭的第一代领导人(比周恩来还大一岁),他对于党内普遍存在的一个迫切希望,即让邓小平(比叶小七岁)出来主持中央工作表示支持,同时对于胡耀邦作为接班人的舆论也持正面态度。他提出“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实际就包含了这两层意思。与会者对此心有灵犀。
   
    二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事实上,在引言部份,“在对会议作高度评价时他就讲: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他讲,这次会议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我们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一定要推广到全党、全国去。”(同上,9-10页)随后,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那一部份里,“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最后引用列宁的话作结:‘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同上,10页)
   
    他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强调“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并且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叶“还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充分发扬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话后分组座谈时,王惠德、于光远和杨西光等三位与会者的联合发言,“和以西北组全组名义写的综合简报上,都特别对这几句话表示拥护。”(同上,11页)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越好,知识越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持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同上)
   
    以上所引,是于光远“亲自听到,并且手上还有文字材料”。而这篇讲话之所以未被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很明显的是由于上述《汇编》由胡乔木主持编就,时在1982年。尽管邓在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舍弃了胡乔木起草的原稿,而请胡耀邦找于光远根据邓自己口授的提纲“另起炉灶”,但事过情迁,四年后胡又重获邓的信任。邓与胡乔木在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等方面,跟78年相比,实际上大大倒退了,不少地方重拾了毛的衣钵。邓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便是明证。所以,他们不会容忍叶剑英上述讲话的流布,甚至完全“漠视叶在这两个会议上的功勋”。
   
    好在公道自在人心。于光远和别的一些知情人直到前两年依然健在。历史的真相可以大白于天下。
   
    就上述两个历史性的会议而言,陈云也应青史留名。正如鲍彤文中所介绍的那样,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大胆提出薄一波等61人的叛徒问题、所谓“自首分子”的问题、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康生问题和76年天安门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有关受害者的昭雪,和对康生这个“四人帮”顾问的清算,而在于把对毛的迷信与盲从给予粉碎性的一击,因为以上五个大案都是毛钦定了的。陈云此举无疑属于石破天惊的突破。如无此突破,什么改革开放全都谈不到。而除了陈云这位名列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党内元老(他曾长期主管情报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位高于比他年轻的邓小平,例如1935年1月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正式出席遵义会议,邓只是列席会议而已),别无他人能够在会上如此发难。尽管归根结底他是出于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目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其所为合乎民心。
   
    近30年来,对于中共高层的评价,海内外传媒普遍呈现“扬邓抑陈”的倾向。不少论者认为邓是“改革派”,而把陈作为“保守派”的代表,这是极大的误解。邓、陈二人政治倾向无本质分歧,对经济工作的方针虽有所不同,但并非完全针锋相对。此处不拟深谈。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有得有失,成就有目共睹,邓不无贡献。但叶、陈之功也绝不应漠视。一句话,我们应当正视历史,尊重事实。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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