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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知识的谭震林

   文革中“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曾重挫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的气焰,以致被称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一度被打倒。但这位绰号“谭老板”的中共高层要员,虽是大老粗出身,却并非鄙弃知识分子,只是对张、姚等“中央文革”新贵极左的一套深恶痛绝而已。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青少年时期当过装订工人、书店学徒。1927年冬任井冈山根据地茶陵县委书记,抗战时任新四军三师政委,国共内战中是三野副政委,中共建政后历任党政要职,有“无衔将军”之称。
   
   50年代初,他作为华东局领导人之一,思想比较开明,支持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放手工作。对此,夏衍有这样的回忆:

   
   在陈老总(指陈毅---张注)和谭震林领导下,。。。我可以尽心竭力地工作,没有犯大的错误。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也没有受到批评和指责。当然,53年华东局整风时,个别人说我对知识分子问题上右倾,但立即被谭震林制止了。
   
   在这里,我顺便要说说这位“谭老板”。解放前,我不认识他,但他任华东局书记后,第一次见面就约我单独谈话,很坦率地对我说,他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深感没有文化知识之苦,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了,连文件上的一些名词也不了解,所以需要得到你们文化人帮助。他说:自己要加紧学习,同时一定要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才能,为新中国服务。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记得是53年)他接待一位国际友人,要我给他起草一份短短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总共不到八百个字,他看了说太长,要删到五百字,改了之后他又要我念一边给他听,说怕念错了字。一位开国功臣、大区党委书记,对一个相识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能这样虚心坦率,我认为是难能可贵的。
   
   在十年浩劫中,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他受到了最残酷的迫害。1978年秋,和我一样打伤了腿的他,和我长谈了三个小时。至今还记得他说:‘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脾气不好,意气用事,自己管不了自己,这是没有文化的缘故。’解放后我认识了不少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点上,谭震林同志是很突出的。(《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231页)
   
   从夏衍举的例子看,谭震林颇有点虚怀若谷的风度,也不乏自知之明。淮海战役中谭是“总前委”五名委员之一,排在刘、邓、陈(毅)和粟裕之后,加上他1927年就是井冈山地区的县委书记,如此资格无疑可列入“开国功臣”。
   
   事实上,毛对谭跟对陈毅相似,也存有“井冈山”情结。所以尽管在江青极力煽动下,毛一度对谭、陈等“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极为震怒,用康生的话叫做“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但两个多月后还是同意让他们上了天安门,出席“五一”观礼。
   
   然而,谭的修养到底比不上其老战友陈毅。他态度甚为强硬,拒不向江青、张春桥等低头,结果江青诬陷他是叛徒,导致其被造反派揪斗毒打,腿也断了。全家受难好几年,直到林彪身死,陈毅去世,毛需要安抚党内军内元老,谭方于1974年复出。他的确是因“脾气不好,意气用事,自己管不了自己”吃了大亏。
   
   不过,他将此个人修养的问题,归因于“没有文化”,却不完全准确。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不见得就脾气好,就一定能管住自己,不意气用事。毛便是天威难测、喜怒无常的典型。他文化之高是世所公认的,然而无法无天、放纵自己,也是罕有其匹的。
   
   毛在文革中曾经说过“人贵有自知之明”,“要正确对待自己”。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则属例外。他从不自责,公然声称“我是不下罪己诏的。”相比之下,“谭老板”没说什么漂亮话,人格却跟他判若云泥。
   
   (0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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