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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副对联说起

   当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后,有人张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袁世凯”,下联是“中国人民”。看到对联的人都说,这上联三个字,下联四个字,对不起来呀!张贴者答曰:是啊,袁世凯是对不起中国人民!
   
    这副对联上联若改成“毛泽东”,也完全适合。哪怕不计国共内战国军死难将士,甚至不计30年代初毛在江西杀害的被指为AB团的红军,仅毛入主中南海登大宝后27年中,历次运动被杀、自杀及因大跃进而饿死者,即在八千万以上。如此一个嗜血暴君,岂止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他至死还心安理得地接受颂歌《东方红》,以“大救星”自居,试问,他怎能对得起中国人民?
   
    但上联若改成毛,则下联也相应改作“知识分子”更为贴切。因毛最对不起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帮他打天下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秘书陈伯达、田家英等等,无一例外地先后受其残酷打击与迫害。其中刘死得最惨,还不如田自杀身亡(但也有说是他杀)。其权力核心中只有一个任弼时1950年病死,得以幸免遭毒手。

   
    除人身摧残外,毛对广大知识分子最大的苛政是强迫洗脑,用他的话叫做“思想改造”或“改造世界观”。怎样才能改造好呢?他的“亲密战友和学生”林彪有段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举凡毛的片言只语,毛的书/“本本”都是最高指示,必须紧跟照办,不允许有丝毫走样。这样的改造,其实质就是思想灭绝,即把与他有抵牾的一切异见铲除干净。
   
    对此,连邓小平后来也不得不提出“拨乱反正”。他在1978年12月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133页)
   
    可见,毛的洗脑对国家民族为害之烈。但何以在他生前这套反人类、反文明的举措,能够大行其道,令知识分子乖乖就范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利用了工农群众知识低下的社会现状,极力推波助澜,使占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至二的知识分子处于孤立。他鼓吹反智,让工农及老干部以“大老粗”为荣,让知识分子接受“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从而利于其推行愚民政策,维护孤家寡人的毛氏皇权统治。
   
    在这方面,夏衍回忆的一段往事引人深思: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察觉到的是我们干部(这里指的是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的知识水平太低,或者可以说是常识不足的问题,我和宣传部、文化局的处级以下的干部谈话时,有许多事情讲不通,一般说来,政治性的名词、术语他们知道,也随口会讲,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知识面太窄,在当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此,我召开过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座谈会,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因为入城之后环境变了,过去熟悉的那一套用不上了,所以我劝大家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这样的话讲了又讲,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我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部的科一级的干部(不包括区委)来了一次常识测验,以初中程度为标准,出了五十道题,每题二分,全对者一百分,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六、七十分的能占多数,可是测验的结果,却使我大吃一惊,得八十分以上的只有两人,六十分以下的竟占百分之七十,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在常识问题上闹笑话的就不必讲了。好在我事先考虑到被测验者的‘面子’问题,所以规定了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的结果只供领导参考,不公开发表,只在事后发给大家一张正确的答案,让他们自己心中有数,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在当时只是一件小事,知道的人也不多,我自己以为没有得罪什么人,就没有放在心上,想不到后来华东局整风,居然有人慷慨陈词,说我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我当然不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辩解和说清是困难的,于是我只能承认“在做法上有错误”。
   
    夏衍这次搞测验是心血来潮,事前无请示,事后也没报告。可是几天后陈毅就找他谈话,说搞这样一次测验是好的,但是你们文化人办事就是小手小脚,要我来办,答卷上一定要署名,测验的结果公开发表,只有让他们丢一下脸,才能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陈毅还说,要办补习班,派几个人给他们上课,实在太差的可以撤他们的职。夏衍推说太忙,脱产办学习班现在办不到,只能慢慢来。陈毅同意了他的意见。要是真按陈所说撤了一些人的职,夏衍可捅了大漏子了。
   
    陈毅(1902-1972),是中法大学文学院毕业,曾留学法国。在中共高层算大知识分子。但他很早进入军界,属于儒将。正因此,他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理解并支持夏衍搞测验。同时又敢做敢为,敢说敢干。毕竟他有战功,政治资本雄厚,这是夏衍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非但如此,陈毅和毛的关系也很特别。井冈山时期陈曾一度夺了毛的军权,取代其领导地位。但不久又亲自把毛请回来,自己甘当下属。所以毛一直对陈有好感。抗战后期新四军实际由饶漱石掌权,甚至中共建政后好几年饶仍是华东第一把手,地位居陈之上。不过毛依然善待陈,陈也常将自己的诗作送毛请其指正。毛王朝君臣之间这样的私交属于绝无仅有。1967年2月“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其中陈毅发泄对当年延安整风之不满,为此毛大发雷霆。但之后还是放了陈毅一马。1972年陈毅病逝,毛亲赴追悼会,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毛曾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在文革挨斗时即用以保护自己。
   
    毛之对陈格外施恩,首先出于上述井冈山因缘。他深知陈对己无二心,不构成任何威胁。其次,在文化层次上彼此相当,可以谈诗论文。中共十帅中,叶剑英“善七律”(毛语),但与毛无井冈山因缘。反之,罗荣桓虽具此因缘,却无骚人墨客的雅兴。叶罗均异于陈毅的身份。
   
    至于党外的知识分子,与毛私交较深的仅梁漱溟、柳亚子、周世钊等数人而已。梁53年为农民请命被毛痛骂,从此再无往来。柳亚子(1887-1958)有“一代诗圣”美誉,生前与毛时相唱和。周(1898-1976)是毛师范同班同学,49年后任湖南省副省长,与毛书信、诗歌往还较多。
   
    以毛对诗词的爱好,如果他只当诗人,不当皇帝,岂非中国人民之福及知识分子之幸?
   
    (0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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