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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文集
·我说故我在/我做故我在——有感于齐家贞悼父文
·黎智英的男儿泪
·要求自由民主是中共优良传统吗?
·“所有的狗都应当吠”——有感于对康生遗孀曹轶欧的访谈
·“你懂历史吗?是谁给你粮食?”——致来港愤青
·谁是马克思主义者?——戳穿毛言必称马克思的骗局
·徒有虚名的“马列主义”——剖析一个虚假的理论
·57反右是毛走向独裁的分水岭?——与章立凡先生商榷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8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一瞥
·“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的命运
·请勿中伤胡耀邦
·康生为何先毛而得“善终”?
·责无旁贷与逆耳忠言——对四川大地震的思考
·摒弃“阴谋论” 人命大于天——有感于对四川地震的评论
·“这是为什么?”——六问温家宝总理
·错过时机 前景堪虞——胡温救灾的失误与隐忧
·救灾岂容有空白?——汶川大地震的一个盲点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写在全国哀悼日
·就是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驳孙力舟似是而非的谬论
·北京当局应给灾民一个“说法”——汶川地震预报与震级的疑问
·信任之余 毋忘监督——谈港人对北京当局态度的变化
·救灾采访不设限是可喜的突破
·“猫论”指导好得很——“群策群防”“土洋结合”防地震
·“非重灾区”、“豆腐渣”及其他——对救灾的几点思考
·多难未必兴邦 自强方为首务——谈对灾区学童的心理辅导
·不宜“借军方监控重建”——再与崔少明先生商榷
·对灾区少年请慎言——与崔少明先生商榷
·交流信息 人命关天——唐山地震“漏报”的思考
·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从冉广岐说开去
·以生命的名义要求什么?——看四川抗震救灾文艺晚会有感
·是生命凯歌,不是自我中心——两位幸存者的启示
·她不是祥林嫂——有感于孙国芬寻儿
·刘小桦为何不能与父母团聚?——再谈“以生命的名义”
·应急预案急需改革——谈大陆救灾体制的弊端
·灾区煤矿何以罕有伤亡报导?——解开短临预报之谜
·“人民军队忠于党?”——六四与地震随想
·吁请媒体关注陕甘及四川非重灾区
·震后四个“念念不忘”
·范美忠应予开除吗?——兼谈地震中的人性
·余秋雨居心叵测
·余秋雨“泪”从何来?
·如此“理性真诚”的“大局观”
·余震仍在继续 岂可轻言“胜利”
·谈“胜利”与求“稳定”的背后——“5.12”地震一月感言
·和余秋雨结伴做鬼去吧!——斥无良文人王兆山
·无可救药的余秋雨
·余秋雨的“人性”——再评《感谢灾区朋友》
·余秋雨岂可与郭沫若相提并论?
·勇气可嘉 论点成疑——评《我挺余秋雨》
·《关于奥运圣火传递的紧急通知》(拟《中共中央文件》)
·假传“圣旨”与圣火传递——解读《拟〈中共中央文件〉》
·“警姑”反哺面面观
·不能让范美忠“好好活下去”吗?
·西藏的骚乱和毛的哲学
·悼念陆铿先生
·“国家插手”处理豆腐渣校舍问题合适吗?
·韩战“胜利”是毛“光辉的顶峰”?
·自命“伟光正” 岂能“不崇高”——有感于王旭明言论
·愚不可及 赌徒心理——评毛的韩战决策
·灾区政府应立即停止宴客
·“祝你俩手拉手白头到老!”---致吴雪女士(范美忠妻子)的公开信
·从各方新闻看瓮安事件
·请勿苛责与教训瓮安民众
·瓮安事件定性藏玄机
·“西南的春雷”、“全国之最”及其他
·草木皆兵却为何
·奥运金牌就是一切?---从中国体育“三座丰碑”说起
·何须为此费唇舌?——有感于梁国雄被拒发回乡证
·拒绝对话是为何?
·大陆同胞失去义愤了吗?
·“小惠未遍,民弗从也”——有感于习近平访港
·从“停止”到“不支持”——评北京的西藏问题政策
·鲜为人知的“高尔基”—痛苦
·旷代文豪的“生荣死哀”——再谈高尔基
·斯毛反智异同论——读《历史的喘息》有感
·软实力与文化素质---从哈金的创作心得说起
·沈从文的EQ
·剪不断,理还乱——漫议半个多世纪的苏俄文学情意结
·“5.12”死难学生家长亟待持续声援
·“史无前例”的北京奥运
·穿上龙袍还是不像太子——有感于“史上最牛翻译”
·杨佳、不平、《水浒传》
·戈培尔式的“阴”伎俩——---评大陆国家地震局的“假语村言”
·“警姑”、“军叔”及其他
·官了,民不了——有感于“地震抢险告一段落”
·实事求是地看待大陆中国——有感于德国学者的中国观
·金牌第一又如何?
·上帝请谁吃糖果——作家诗人高下辨
·是可忍 孰不可忍——评港记者遭大陆公安殴打扣查
·有“个人”才有真文学——听哈金讲演有感
·丹青妙笔写心声——名画家陈丹青演讲侧记
·你为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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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因何失宠?
·中国特色的“采访自由”
·最古老与最时新的职业
·笑容可掬的胡锦涛
·采访自由亟需落实
·姿态诚可嘉 关键在落实
·观京奥开幕式有感
·以卵击石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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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副对联说起

   当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后,有人张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袁世凯”,下联是“中国人民”。看到对联的人都说,这上联三个字,下联四个字,对不起来呀!张贴者答曰:是啊,袁世凯是对不起中国人民!
   
    这副对联上联若改成“毛泽东”,也完全适合。哪怕不计国共内战国军死难将士,甚至不计30年代初毛在江西杀害的被指为AB团的红军,仅毛入主中南海登大宝后27年中,历次运动被杀、自杀及因大跃进而饿死者,即在八千万以上。如此一个嗜血暴君,岂止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他至死还心安理得地接受颂歌《东方红》,以“大救星”自居,试问,他怎能对得起中国人民?
   
    但上联若改成毛,则下联也相应改作“知识分子”更为贴切。因毛最对不起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帮他打天下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秘书陈伯达、田家英等等,无一例外地先后受其残酷打击与迫害。其中刘死得最惨,还不如田自杀身亡(但也有说是他杀)。其权力核心中只有一个任弼时1950年病死,得以幸免遭毒手。

   
    除人身摧残外,毛对广大知识分子最大的苛政是强迫洗脑,用他的话叫做“思想改造”或“改造世界观”。怎样才能改造好呢?他的“亲密战友和学生”林彪有段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举凡毛的片言只语,毛的书/“本本”都是最高指示,必须紧跟照办,不允许有丝毫走样。这样的改造,其实质就是思想灭绝,即把与他有抵牾的一切异见铲除干净。
   
    对此,连邓小平后来也不得不提出“拨乱反正”。他在1978年12月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133页)
   
    可见,毛的洗脑对国家民族为害之烈。但何以在他生前这套反人类、反文明的举措,能够大行其道,令知识分子乖乖就范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利用了工农群众知识低下的社会现状,极力推波助澜,使占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至二的知识分子处于孤立。他鼓吹反智,让工农及老干部以“大老粗”为荣,让知识分子接受“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从而利于其推行愚民政策,维护孤家寡人的毛氏皇权统治。
   
    在这方面,夏衍回忆的一段往事引人深思: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察觉到的是我们干部(这里指的是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的知识水平太低,或者可以说是常识不足的问题,我和宣传部、文化局的处级以下的干部谈话时,有许多事情讲不通,一般说来,政治性的名词、术语他们知道,也随口会讲,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知识面太窄,在当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此,我召开过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座谈会,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因为入城之后环境变了,过去熟悉的那一套用不上了,所以我劝大家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这样的话讲了又讲,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我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部的科一级的干部(不包括区委)来了一次常识测验,以初中程度为标准,出了五十道题,每题二分,全对者一百分,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六、七十分的能占多数,可是测验的结果,却使我大吃一惊,得八十分以上的只有两人,六十分以下的竟占百分之七十,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在常识问题上闹笑话的就不必讲了。好在我事先考虑到被测验者的‘面子’问题,所以规定了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的结果只供领导参考,不公开发表,只在事后发给大家一张正确的答案,让他们自己心中有数,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在当时只是一件小事,知道的人也不多,我自己以为没有得罪什么人,就没有放在心上,想不到后来华东局整风,居然有人慷慨陈词,说我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我当然不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辩解和说清是困难的,于是我只能承认“在做法上有错误”。
   
    夏衍这次搞测验是心血来潮,事前无请示,事后也没报告。可是几天后陈毅就找他谈话,说搞这样一次测验是好的,但是你们文化人办事就是小手小脚,要我来办,答卷上一定要署名,测验的结果公开发表,只有让他们丢一下脸,才能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陈毅还说,要办补习班,派几个人给他们上课,实在太差的可以撤他们的职。夏衍推说太忙,脱产办学习班现在办不到,只能慢慢来。陈毅同意了他的意见。要是真按陈所说撤了一些人的职,夏衍可捅了大漏子了。
   
    陈毅(1902-1972),是中法大学文学院毕业,曾留学法国。在中共高层算大知识分子。但他很早进入军界,属于儒将。正因此,他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理解并支持夏衍搞测验。同时又敢做敢为,敢说敢干。毕竟他有战功,政治资本雄厚,这是夏衍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非但如此,陈毅和毛的关系也很特别。井冈山时期陈曾一度夺了毛的军权,取代其领导地位。但不久又亲自把毛请回来,自己甘当下属。所以毛一直对陈有好感。抗战后期新四军实际由饶漱石掌权,甚至中共建政后好几年饶仍是华东第一把手,地位居陈之上。不过毛依然善待陈,陈也常将自己的诗作送毛请其指正。毛王朝君臣之间这样的私交属于绝无仅有。1967年2月“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其中陈毅发泄对当年延安整风之不满,为此毛大发雷霆。但之后还是放了陈毅一马。1972年陈毅病逝,毛亲赴追悼会,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毛曾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在文革挨斗时即用以保护自己。
   
    毛之对陈格外施恩,首先出于上述井冈山因缘。他深知陈对己无二心,不构成任何威胁。其次,在文化层次上彼此相当,可以谈诗论文。中共十帅中,叶剑英“善七律”(毛语),但与毛无井冈山因缘。反之,罗荣桓虽具此因缘,却无骚人墨客的雅兴。叶罗均异于陈毅的身份。
   
    至于党外的知识分子,与毛私交较深的仅梁漱溟、柳亚子、周世钊等数人而已。梁53年为农民请命被毛痛骂,从此再无往来。柳亚子(1887-1958)有“一代诗圣”美誉,生前与毛时相唱和。周(1898-1976)是毛师范同班同学,49年后任湖南省副省长,与毛书信、诗歌往还较多。
   
    以毛对诗词的爱好,如果他只当诗人,不当皇帝,岂非中国人民之福及知识分子之幸?
   
    (0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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