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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冲破毛的牢笼!——有感于夏衍的反思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著名的《国际歌》第二段歌词。这首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堪称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党歌,直到现在也仍然类似于于中共的党歌。
   

   不过,尽管中共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时,必先高奏《国际歌》,其间与会者全体肃立,作恭听状,实际上,人人心态迥异。其内情,正恍如鲁迅所写30年代国民党高层参拜中山陵那样:
   
   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默念三分钟,各自想拳经。
   
   对拥有中共党票者来说,他们不会有人真的遵奉《国际歌》的主旨,去想什么“解放全人类”,而是粤语所云:“潮州佬拉二胡---自己顾自己”。如何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才是共干最关切的问题。
   
   也正因此,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冲破牢笼”,而必然在毛设计好的框架之内,把毛的意旨奉为圭臬。假如毛的旗帜倒下了,他们的地位也会岌岌可危。
   
   在这方面,夏衍的一段反思令人感慨。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24年在日本经孙中山动员,由李烈钧介绍成为国民党员。1927年6月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写道: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认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243-245页)
   
   在夏衍上面提到的著名学者、艺术家中,傅雷57年打成右派,文革开始时不堪凌辱,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周信芳主演过《海瑞骂皇帝》,响应毛号召宣扬海瑞,不料毛朝秦暮楚,演海瑞给他惹来杀身之祸,周死得极惨。这两位文艺界名人若是当初跟国民党去了台湾,绝不会落得如此下场。至于从美国回来的老舍,1966年8月遭红卫兵殴打后自沉于太平湖,连周恩来都为之内咎不已,慨叹“我怎么向社会交代?”
   
   以夏衍的学养和理论水平,他对于知识分子何以在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不难“找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是由于其思想没有冲破毛的牢笼,所以用一句“只能说是民族的悲剧吧”敷衍过去。
   
   上述问题其实说穿了很简单。毛历来忌恨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将之视为心腹大患。他始终把“权”作为“重中之重”,早就说得很清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要“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打江山就是为了掌权;坐江山当然也牢牢地把权抓住不放,一切可能威胁到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的势力和个人,他都必欲去之而后快。在“新中国”,地主阶级一开始就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也很快被共了产,作为阶级也不存在了。于是,他要对付的便主要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首脑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能不狠狠收拾知识分子,让他们服服帖帖吗?
   
   我们不妨逐一审视一下前述各位,除傅雷、周信芳以外,其他各人的情况。
   
   最幸运的是梅兰芳(1894-1961),他在文革前五年就去世了,风光大葬,生荣死哀。
   
   最吃香的是钱学森(1911-2007),1959年加入中共,后来成了九届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所擅长的火箭导弹技术是中共极需要的,其本人又善于体察圣意,深获毛之青睐,当然一直交好运。
   
   同样从事自然科学的茅以升、冯德培也还可以,没受太大冲击。另外一位吴有训,曾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共建政后将中央大学大卸八块,原有的名教授几乎全部调离南京,分散到京、津及东北、西北等地,吴有训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屈居郭沫若手下。不过总算得善终。
   
   周予同、钱钟书、徐森玉等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学者明哲保身,“夹着尾巴做人”,也还平安无事。正如钱钟书夫人杨绛所言,他们夫妇早就“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我们仨》)
   
   曹禺和袁雪芬是积极靠拢当局,非常听话的,因此政治地位很高,只是艺术上已乏善足陈,远不能跟49年之前的光芒四射相比了。
   
   回到夏衍的反思。尽管他受到毛思想的束缚,未能畅所欲言,但能够提出问题也还是十分可贵的。希望更多的高干、资深的党员效法这位德高望重的“夏公”(夏曾任中顾委委员,49年中共建政前夕已被定为“兵团级”),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要困在毛的牢笼中而不能自拔。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解放自己。诚哉,《国际歌》斯言!
   
   (0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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