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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鲁迅是我们的人”——拆穿毛利用鲁迅的伎俩

   “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这是著名旅美学者、《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的一首七绝,是其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而写的两首诗之一。时为1999年7月31日。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转引自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3年,77页)
   
    胡适的话可信吗?我们不妨按照他所倡导的做法,“小心地求证”一下。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这点无疑不会有多少争议。用李慎之先生的话,就是“可以肯定他‘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同上,72页)他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便是其“要求个性解放”的代表作,尽管他“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不像“胡适一贯主张自由主义”。(同上,71页)
   
    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方面,从他与左联的关系亦可见一斑。出于对国民党专制主义黑暗统治的痛恨,鲁迅同意列名左联的发起人。但许多问题上他保持了个人的独立见解。例如,夏衍回忆参加筹组左联的情况说:
   
    “左联”筹备小组成员,据我记忆,一共十二个人,即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阳翰笙、钱杏村、蒋光慈、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和我。十二人中,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党员。我记得我参加党召集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是在1929年10月中旬(“双十节”之后不久)。参加的人共有十一个,即筹备小组的十个党员和潘汉年。这次会,主要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组成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的意义,并且也讲了一些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话。(《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43-44页)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停止文艺界‘内战’”,主要是指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论战”。而“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也是告诫这些党员作家,消除与鲁迅以及胡风、茅盾、巴金等人的隔阂。
   
    夏衍的回忆还提到:
   
    潘汉年说,中央负责同志和鲁迅谈话的时候,鲁迅说明他不一定参加筹备小组的工作,他可以挂名,不能每次会都参加。潘要我们把每次筹备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我经常向鲁迅报告。据我的回忆,鲁迅参加。。前期筹备会,大概只有一、二次,至于郑伯奇,则参加过多次,他是创造社的元老之一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我们没有什么距离。
   
    夏衍还谈到,筹备小组把“左联”纲领草稿和发起人名单拟好后,他和冯乃超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对于纲领,鲁迅当场表示同意;对名单提出增加郁达夫。(同上,44-45页)
   
   可是在1930年3月2日举行的“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讲话时实际上批评了该纲领。冯乃超听出来了,他思想上倒没有太大的抵触,事实上,鲁迅除跟冯雪峰特别投契外,和“左联”其他领导人始终不合拍。所以,1936年所谓“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可谓其来由自。
   
   至于说“鲁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连毛也承认,“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国民党的高压固然不能改变他的信念;中共的某些人如周扬“拉大旗作虎皮”,他也从不买账。
   
   因此,50年代中期,“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风雨苍黄五十年》,72页)
   
   对此,李慎之先生的解读是:“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们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同上)
   
   所以,胡适所言“鲁迅是我们的人”,符合鲁迅的基本品格。或者换句话说,虽然毛把鲁迅封为圣人,捧到吓人的高度,“而且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唯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同上),但那只是利用鲁迅罢了。证据之一是,鲁迅的知己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冯雪峰,弟子如胡风、黄源、萧军,在大陆死者被鞭尸,生者遭厄运。
   
   毛对鲁迅的真正看法,在57年反右高潮中曾直言不讳。当时罗稷南在上海的一个座谈会上问他:“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吟片刻答称:“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318-319页)
   
   这段对话过去长期不为人知,是近几年透露的。在此之前,李慎之先生就曾写道:“乔冠华在1962年,胡乔木在1982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风雨苍黄五十年》,72页)乔、胡的说法,正好和罗稷南以及当时在旁听到对话的黄宗英的回忆相印证。
   
   (0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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