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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性”与“良心”的背后——读《别了,毛泽东》有感

    “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是1957年5月22日晚,林昭在北大“民主论坛”公开坦露的心声。
   
    事缘5月19日校内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由此引发了“五。一九”民主运动。其中所提出的“取消党委负责制”、“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等等,都包含了对中共极权制度的质疑与挑战。由于在林昭心目中,“真理是高于一切的;而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因而对一切真理的探索者都应该给予‘同志的爱’。这是她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也就是她在这一时期反复说到的‘良心’所在。”(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308页)
   
    “但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的林昭,当然知道,党团的组织性要求每一个成员将党当作真理一样无条件地维护,任何对党的怀疑都是有罪的,更无庸说公开的批判。于是,就产生了‘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同上,308-309页)

   
    正如钱理群所说:“这其实是我们那个时代每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都曾面临的矛盾。”如属党员,那就是“党性”与“良心”的矛盾。
   
    在这点上,《别了,毛泽东》(邵燕祥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里谢文秀的遭遇引人深思。
   
    邵燕祥,1933年生,50年代任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以政治抒情诗知名。1953年加入中共。但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农村“劳动锻炼”。其妻谢文秀亦于1958年初自中央台下放河北农村。未几,进行“整风补课”,谢差点也掉进罗网。
   
    据谢回忆:当时“让每个人写大字报交心。我竟张贴大字报说想不通邵是右派,还引经据典:苏联的杜金采夫虽然写了《不单是靠面包》受到批判,但并未因此成为敌人云云,还说,如果邵是右派,那么,我更是右派。”(同上,481页)
   
    在此之前,她曾在一次团支部会上转述其房东大娘的话。那是一户下中农,户主担任生产队长,一家六口日子过得很艰难,“瘦得皮包骨的大娘”(队长之母)眼看三个孙儿、孙女挨饿,“忍不住数落了高级社的种种弊病,说还不如初级社。”她“自以为是反映了贫下中农的呼声。”结果被指为“否定合作化”。那属于右派言论。
   
    眼看着两笔账一起算,她以为这趟在劫难逃了。不料竟然幸免于难,事后得知,是下放干部工作团领导核心中,“有三个老同志,力保”她过了关。“理由是:已经有一个右派了,别让一家子都是右派。”
   
    这三人以后多次见谢,从不提这事。而谢夫妇“从侧面了解到当年的实情,也没当面感谢过他们。”(同上)
   
    关于后面这一点,邵解释道:“这几位老同志,在对我们特别是挽救文秀的问题上,出于人之常情,出于人性和良知,有所坚持,有所抵制,但在此时此地,这不仅冒着被指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的风险,弄不好还会被对立意见持有者置于死地,落一个丧失党性、丧失立场的罪名。我如果明言感谢他们对文秀的照顾,不是等于感谢他们党性不强、立场错误嘛,这将使忠忱的老党员情何以堪?”(同上,473页)
   
    由此可见,中共党员的党性,跟“人之常情”,跟“人性和良知”,是水火不容的。坚持党性,就要不讲人情,灭绝人性,泯灭良知!
   
    邵燕祥还写道:“在当时下放干部领导核心中曾主张划文秀为右派,但处于少数的两位,后来没有坚持己见,穷追猛打,并与主张宽待文秀的同志和平共处,在那个斗人斗红了眼的左倾年代,也算很不容易了。”(同上)
   
    的确,这两位多少还残留了一点人性。正如邵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他们若不罢手,是可以向上告状,使那三位“真是菩萨心肠”(谢文秀语)的老党员一尝苦果的。那样的话,他们“被指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算轻的,重则其中一、两人可能给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连同谢文秀一起掉进万丈深渊。事实上,中共资深党员或领导干部中,57年因所谓“包庇右派”而入另册者大有人在,那往往是对立的一方泄私愤之所为。
   
    就谢文秀而言,她后来便遭到顶头上司类似性质的对待。好在“吉人天相”,该员未能得逞。
   
    那是十年后的1968年秋,文革前已回到中央台工作的邵早被揪出遣送农场劳动。当时谢所在部门要派一人到郊区劳动半个月,支部书记邹某通知她去。她清楚:这是有意出难题。因为“部门十几个人,年轻的单身汉就四五个,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单亲家庭,只有我一人带两个孩子”。
   
    邹某何故为难她呢?原来这位农民出身的支书对自己没当上官有怨气。按理说谢工作多年连个组长也不是,并无碍于邹某。谢分析“也许因为我是所谓业务骨干,客观上得罪了他。”这是一。二是由于邹在文革之初整过一位女党员,那是个少年参军后调干上大学的编辑,主持《阅读与欣赏》节目十分尽责,落下了散布封资修大毒草的罪名挨批。谢为其打抱不平,从而又“得罪”了邹。于是这回便要吞下苦果。
   
    她大儿子不到八岁,小女儿五岁。后者全托倒可以在周末不接,请幼儿园一位老伯老两口再辛苦一两次代管。她向邹某说:“我可以去,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门内奶奶家。”这样,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车上学,还得过两条马路。谢心想,“他要是还有一点同情心,会犹豫的。他不也有儿女吗,他难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哪知,他还是执意叫我去。”(同上,495页)
   
    所幸工宣队的一位范师傅获悉此事,这位刚来几天的老工人对谢说了一句:“让这么小的孩子乘车来回过马路,太不安全,你别去了。”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际,范一锤定音,谢渡过难关。
   
    当时进驻中央台的工人师傅,应为党员无疑。范之此举,显然是“出于人之常情,出于人性和良知”,跟谢58年整风补课时那几位恩人一样。不过,由于身份地位不同,范大概没有感觉“党性”与“良心”的矛盾。因为即使邹某对此不满而上告,范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工人不划右派,可以免于恐惧。这是和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
   
    反过来说,林昭57年所说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就包含了“对权力的恐惧”在内。
   
    对此,钱理群这样写道:“林昭这句话,一夜之间就传遍全校。立刻有人反驳:‘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有人支持:‘你吐露了真心的怀疑’,并引发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可以说,林昭的直言,唤起了北大学子对自身奴隶状态,内在的奴性,以及在这背后的‘对权力的恐惧’和‘自私自利’之心的反省。这是一个从内心深处,摆脱精神奴役的枷锁,追求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恢复人的‘良心’与本性的开始。”(钱理群《拒绝遗忘》,309-310页)
   
    钱理群的上述分析,显然也适用于北大学子以外的毛时代的广大知识分子。但像邹某那样的农民出身的中共基层干部,一般不存在“对权力的恐惧”,只有“自私自利之心”。他对谢的嫉恨及报复,与其“党性”毫无关系。他的“同情心”、“良心”,早被“自私自利之心”挤出胸腔,俗语叫做“良心被狗吃了”。
   
    由此想到邵燕祥书中提到的那个德国童话《冷酷的心》。像邹某这种人跟其中的彼得差不多,那颗原来有血有肉的心已被恶毒的女巫取走,换上了一颗石头做的心,变成“心如铁石”了。而在毛时代,其洗脑功夫比女巫还要厉害得多。非但昂藏七尺的壮汉可能受其驱使,成为残忍无比的打人凶手;连本来“文质彬彬”的十来岁的少女,也会指挥同龄女伴挥舞铜头皮带,将病弱的女校长活活打死。大名鼎鼎的宋彬彬就是例证。
   
    说千道万,自毛踏上井冈山起,中共为了打天下、坐天下,就背离了“人之常情”,其“党性”跟“人性和良知”便如冰炭不同器。所以,谢文秀说的“我始终相信好人任何时候不会泯灭良知,即使在疯狂时代”,未免有点一厢情愿。如果这个“好人”被极权制度彻底洗脑,那即使不在“疯狂时代”,也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
   
    还是记住邵书中引述的伏契克遗言吧:“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0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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