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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小善” 争取多数 逐步到位——与刘自立君商榷

   拜读刘自立《新民主主义是什么东西?》,深感其言之成理,剖析有力。毛之新民主主义乃欺人之谈,确应剥去画皮,弃如败屐。但刘文痛快则痛快矣,似稍嫌偏激,诸如对陈云之评,对杜、姚之讥。窃以为不无值得商榷之处,谨陈管见,就教于作者及一众识者。 (博讯 boxun.com)
   
   
    《三国演义》写刘备临终遗书,嘱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记得点评者就此议论,谓刘备深知阿斗平庸,大善做不来,大恶亦作不了,故谆谆告诫其注意行小善,却小恶。此虽为人父者对子嗣之家训,却值得深思。盖芸芸众生,大抵极少“成大事者”。即使星斗小民,效童军“日行一善”,亦应鼓励以利扶正气,驱邪恶也。
   

    将此推及陈云,也应适用。诚然,正如刘文所云:陈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凡是派”发难,率先提出冤假错案问题,目的在为“党阀”平反,进而使其子孙继位,着眼点在维护极权体制中既得利益者的地位。但客观效果毕竟有利于冲破毛时代之精神枷锁,从而令百姓受益。换句话说,陈此举属“善”甚至“大善”,尽管“泽被黎庶”未必乃其初衷,或者并非其考量之出发点。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当时除了陈云,别无他人能够如此一下打破闷局,冲开网罗。邓小平显然不会充当此角色,这既是由于在其受毛信任时期作为“共犯”的时间较陈云长,手上的“血污”远较陈多得多(例如反右);同时他已官复原职--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而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才复出不久,还只是一介中央委员。所处地位悬殊,令陈、邓二人在会上的作为也大不一样。陈能登高一呼,“善莫大焉”。由此而得分不少,理所当然,不可谥作“褒陈贬邓”而抹煞之。
   
    再说,被平反的“党阀”也各有不同。穷凶极恶者包括陶铸之类,终获报应,死不足惜。而彭德怀则似乎人性未泯,口碑颇佳,因反“大跃进”而蒙冤,平反合乎民心。不同个案各自分析,不宜笼而统之,“一竹篙打一船人”。
   
    对“太子党”之继位,似亦应作如是观。由于享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这些人在起跑线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此一现实短期内不可能改变。故只能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肯定其中尚属胜任且无太大劣迹者,诸如陈元(陈云子)、习近平等;而对声名狼藉者如薄熙来、王军等予以抨击。
   
    其实,美国也有“太子党”,现任的布什总统便是。当然他是凭选票当选,但其选票里面不能排除父荫的因素。无论如何,首先应着眼于其本人。我国古代有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总之唯才是举便好(这个“才”指人才,兼顾“德”与“才”两方面),就算属“太子党”也不应排斥。
   
    鲁迅曾主张:评论文学作品,宜“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同时,应顾及其全部作品及其全人。我想,前一准则及兼顾全人,亦应适于臧否人物。无论对陈云,或对邓,都如此。例如,邓固然不能洗脱反右和“六。四”的罪责,但其支持胡耀邦为“右派”“改正”,尽管不彻底,总是好事。如果连这一步也没有,则我辈57幸存者至今还会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处境势必比现在差甚至恶劣得多。那些政治或经济地位大为改善的当年受难者,更不应否定邓在此事上面的积极作用。到底那可以算作一“善”,虽然不能以此掩盖其上述的“恶”。
   
    这样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可以争取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而共同奋斗。换言之,是体现“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毛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也不妨加以借鉴。
   
    因此,在揭露毛式“新民主主义”包藏之黑货的同时,对于在不同程度上肯定“新民主主义”的若干论者,理应求同存异,而不宜一口咬定他们就是为毛招魂。只要他们否定一党专政,主张进行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有共同语言。即使其为渐进式的改革,大方向也可接受。
   
    至于刘文宣扬日本式的一步到位的宪政改革,看来实在脱离我们的国情。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我们没有明治天皇式的君主;上世纪末,我们也没出现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式的党魁。时至新世纪,中南海也还看不到有类似普京的接受普世价值的领导人。借用一句古语,这叫做“一饮一啄,皆因前定”,也就是历史造成的。“心急吃不了热糊糊”,“一口吞不了一个胖子”。急是急不来的,一步步来吧。
   
    (0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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