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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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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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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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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来源:民主中国
   
    据媒体披露,河南郑州一所私立小学全面推行所谓的“红色教育”,引起学生家长和教育界人士的争议。记者在报道中这样描述说:“东风吹,战鼓擂,中华儿女谁怕谁”、“扬我雄风,树我国威”……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德全学校里,传出了这样的口号。听到这震耳欲聋的歌声,年长的人们宛如回到了血雨腥风的“文革”时代。这些口号仅仅是德全学校的“红色教育”的一小部分,该校校长释德全声称,他“以此为荣”。每到放学的时候,三名四年级学生便臂戴红袖章、颈系红领巾、手持红缨枪,规规矩矩地站在校门一侧。这是学校轮流安排学生执行的“站岗”任务。
   从校门上看,这所学校只是一所极其普通的民办学校,但一走进校门,顿时感到如同时光倒流,一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气息扑面而来。墙壁上到处是“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之类的标语以及董存瑞、黄继光、草原小姐妹等英雄人物的图片。下课时,学校的大喇叭播放的是《国际歌》、《闪闪的红星》等歌曲。学校组织的广播体操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校十二个班七百多名学生全都必须参与。“学校每逢革命纪念日,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学校红色教育的一项必修课。”释德全说,为了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操,他要求每个班级都必须有一个独特的口号。这些口号让人吃惊不已,“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充满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味道。学校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校规:校园内不许唱爱情歌曲,只能唱革命歌曲;老师必须进行“政治学习”,主要学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以及毛主席语录等。
   河南有一个著名的南街村,如今又有了一个德全学校,如果将德全学校迁到南街村,倒是相得益彰。然而,在我看来,德全学校实行的教育方式,与其说是“红色教育”,不如说是“仇恨教育”,或者用历史学家袁伟时的话来说,是对孩子们“喂养狼奶”。这是一种畸形的教育模式,它培养不出具备健全人格、充满爱心、懂得宽容的现代公民,而只能培养出被仇恨所笼罩、被谎言所左右、兽性远远大于人性的“狼人”。在大部分中国人欣然接受法治、宽容、和谐等价值理念的今天,此种“仇恨教育”却仍有一定的市场——德全小学并未门可罗雀,依然网罗了多达七百名的学生,此一事实再次表明:“文革”结束之后三十年以来,各界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未能充分展开。巴金老人直到逝世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所呼吁和盼望的“文革博物馆”真正得以修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中,长达十年的“文革”的诸多细节被“戏说”化;“文革”的积极参与者群体正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公开反省和忏悔那段人生经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是:自称“红卫兵”这一名称的发明者的作家张承志,始终坚信当年的革命激情是单纯而清洁的;以青年人的人生导师自居的作家余秋雨,不仅否认四人帮写作小组成员的身份,还将自己塑造成“文革”中的英雄;当时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参与组织殴打老师的宋彬彬(毛亲自将其改名为“宋要武”),光荣回到母校并获得“杰出校友”的荣誉;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亦再三辩解说,她根本不知道当时校园暴力的真相……于是,除了“四人帮”以外,人人都摇身一变成为无辜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场惨剧的发生,固然缘于领袖们的精心策划,更是此前长期实施“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人们难以想象那些十五六岁的、如花似玉的孩子,为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无比凶残的打手?他们居然毫无心理障碍地对老师、邻居甚至父母下毒手,仿佛被魔鬼附体一样。其实,暴行并不是无缘无故便泛滥起来的,暴力文化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未成年人也成为崇尚暴力的成人世界的受害者,他们不由自主地参加到这场游戏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被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地灌输“狼奶”,自然形成了的“狼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树立起了这样一种观念: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以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人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革命同志”和“阶级敌人”。对前者可以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后者则应当像冬天般的冷酷无情。即便是老师、同学、邻居乃至亲生父母、亲生子女、兄弟姊妹或夫妻,如果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不同,也要立即将其划入“敌人”的行列。对待敌人,完全可以进行精神上的羞辱和肉体上的消灭。这是“革命”对“革命者”最基本的要求。
   仇恨教育的恶果,便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对暴力的赞赏。最卑劣的行动以最崇高的名义上演了。当年就读于清华附中的作家郑义,在回忆录《历史的一部分》中描述说:“在校园里,他们斗领导、斗老师、斗同学。年轻有为的校长被剃了‘黑帮头’,每斗必打,死去活来。留苏归来的分团委女书记被打瞎一只眼睛。我的高一班主任挨打不过,跳烟囱自尽。小小清华附中,没有几个教师躲过了批斗毒打。”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红卫兵如希特勒的冲锋队一样,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刹那间,北京变成一个巨大的刑讯室、集中营和刑场。郑义写道:“瘟疫迅速蔓延。哪里还有人道、同情心、爱、道德、法律、人性?其他阶层的青年也有不少染上这瘟疫,充当他们的打手和帮凶,或宣泄人性深处的邪恶,或自保,或想从人肉筵席上分一杯羹。我的同窗王某,亲自带红卫兵去抄自己的家不说,竟亲自动手,将亲生母亲毒打致死!地主?革命?右派?——不,小业主!”在那个时代,像王某这样的心灵扭曲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加害者,同时也是被害者。
   仇恨教育并没有停止。四十年之后,在德全学校,悲剧以闹剧的方式重演。我不知道这位名叫释德全的校长,具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是否在童年时代有过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不仅自己将仇恨当作生活的基本动力,而且强行将仇恨复制到七百名孩子身上和心中。我不知道他是否成长于“文革”时代,是否在“文革”期间参与过暴力事件,是否手上沾满受害者的鲜血。不过,即便在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士当中,也不乏狂热向往“文革”的“革命者”,比如戏剧作家张广天、文学评论家黄纪苏、北大教授孔庆东、清华教授旷新年、旅美学者崔之元、经济学家杨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开得很长很长。以这些人的学识和眼界,尚且不能摆脱“暴力美学”和“领袖崇拜”的魔障,释德全如此热爱“文革”、忠于领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释德全却忘记了,“仇恨教育”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在这所“私立学校”中,释校长以土皇帝自居,呼风唤雨、颐指气使,焉知有多少学生和老师早已对其恨之入骨。一旦“变天”,他本人便会成为被仇恨吞噬的学生和老师施加暴力的对象。那时,他才知道“请君入瓮”的滋味并不好受。
   这所德全学校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实行“仇恨教育”,也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失职和行政不作为有关。老百姓对政府部门的非议之一便是:不该管的事情偏要去管,该管的事情偏偏不管。虽然德全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它在教学方式、课程安排和教材选择等方面,可以比那些公立学校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自主性和灵活性也是教育多元化的标志),但这类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样,也应当遵循人类的普世价值、法治原则以及教育的本质——赋予被教育者以真理和自由。教育主管部门不能以“市场化”的借口,放弃对公立学校之外的其他教育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比如,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推动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有责任制止鼓吹暴力、仇恨和恐怖主义的教育——无论是某单个的教育工作者,还是某私立的教育机构,一旦有这样的举动,教育主管部门都理应当立即取消其从事教育工作的资格。以此标准来衡量,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当对德全学校的种种逆时代潮流的做法不闻不问。
   其实,让孩子们具备勇敢、自信、坚韧、顽强、合作、团结等优秀的品质,不必使用“仇恨教育”这种极端而错误的方式,只要引进在全球青少年的课余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童子军”就可以了。一九零七年夏,英国陆军中将贝登堡勋爵在英格兰的白浪岛上带领二十一名儿童露营十六天,教孩子们从事野外观察、生活、烹饪、航海、追踪等实验性户外活动,深受儿童的喜爱,并产生了童子军第一团。一九一二年,英皇乔治五世颁布皇家特许状,授权成立“英国童军总会”,各英联邦国家也获准成立童军组织。由此开创的世界童军运动长盛不衰,至今已经遍布世界二百一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童子军的成员多达两千八百万人,堪称全世界最大的青少年运动。
   “童子军”虽然名之曰“军”,却并非对青少年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教授青少年使用杀人武器。相反,童子军的宗旨乃是促进世界和平,从童子军的军徽便可以看出来:世界童军徽记的中间为光明之花,花上的箭头代表指南针,提醒童军要维护理想,坚定方向,三个尖端代表童军要实践三条诺言:对国家要尽忠,对社会要负责,对自己要健全;两边的五星代表真理和知识;环绕周围的绳子代表童军的团结,无论如何拉也拉不开,反而更紧;白色徽记象征纯洁,紫色为底象征领导与帮助别人。在一百年里,童子军的成员中诞生了无数的伟大人物,如十二位曾经在月球漫步的太空人中,有十一位曾经有过童子军的经历;攀登所有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年轻者是童子军;第一位实现单人环球不停顿飞行的是童子军。仅以香港而论,童子军成员便多达十万人。香港的童子军曾经在香港发生天花疫情时,自愿组成防疫队,为市民接种牛痘;在香港酒店发生火灾时,也曾紧急出动,协助消防员。一九四九年之后,童子军运动在中国大陆中止了。这一运动理应得到恢复和重建、鼓励和支持,中国大陆数以亿计的青少年需要这样的辅助性的课外教育,以培养健全的人格、服务的意识和合作的精神。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者最佳的选择。
   “仇恨教育”贻害无穷,“仇恨教育必须”停止。爱因斯坦说过,愚顽是指“翻来覆去做同一件事,还希望有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民族是最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虽然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历史”被许多中国人升华到信仰的层次,但我们的历史叙述从来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惟独将那些自己历史中的黑暗部分省略和遮掩了。我们批评日本人如此而行,但我们自身何尝比日本人做得更好呢?于是,我们便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第二次、第三次。“仇恨教育”曾经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它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正是由于“文革”遗毒未能肃清,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充满暴戾之气,以邻为壑,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将暴力当作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此种暴戾之气,是中国未来实现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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