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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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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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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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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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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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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答《吴江日报》编辑振亚问
   振亚(江苏《吴江日报》记者):很高兴与你对话。先从当代文学说起吧,这几年你的文学评论写得越来越少,我的印象中很少读到你对九十年代汉诗(如韩东、于坚、张曙光、臧棣等)和九十年代小说(如朱文、鲁羊、李洱、李冯等)文本的解读和评价,这是否与你的专业或兴趣有关?你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作者:老实说,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极其失望,中国现实生活的曲折与悲怆,已然超过了当代文学表达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当代文学的平面化、娱乐化、商业化和影视化,使得当代文学完成了自身的“速朽”。这是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走向。我深切地感受到,看一部《悲惨世界》所获得的灵魂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远远胜过读一百部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几年来,我已经“告别”了文学,很少写作关于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换言之,值得写评论的作品不多。关于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你提及那几位作家,固然不乏探索之作,但总体而言,模仿西方文学大师的痕迹太重,而“问题意识”并不强。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则更弱,海子死后,我几乎没有发现什么直指人心的汉语诗歌。缺乏力量感,是九十年代之后小说和诗歌的通病。
   那么,什么是有力量的文字呢?我曾经在一位朋友手抄的诗集中,看到了这样的诗句,让我顿时如入冰窟:“中国,一个杀死自己儿子的父亲/在这夜里又凌辱了他的女儿/中国,中国/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们几千年/我的双乳,变成自己的坟墓/周身长满了霉菌一样的苔藓”(《没有太阳的日子》)在我看来,这就是有力量的文字。这样的汉语诗歌,在今天的文坛上寥若晨星。当代文学背对我们的生存现状,当代作家既缺乏激情又不具理性,用批评家王彬彬的话来说,他们都“过于聪明”了。作家应当有一颗孩子般单纯的心,可是中国的当代作家个个都是“人精”,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可以获得利益,什么可能带来危害,他们拿捏地分厂准确。
   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作家本来应当是值得大众信赖的人。在西方,一旦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人们宁愿听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意见,而不愿相信政治家的看法。这种信赖感表明作家是社会良知的呵护者与捍卫者。但是,在当代中国,许多作家已经自我小丑化了,没有人信赖他们,人们把他们看作娱乐人物,与影星、歌星和体育明星一样,老百姓喜欢看他们的各种花边新闻。作家成了明星,成了商人。余秋雨、王朔、王蒙、贾平凹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自古以来,最优秀的作品都是在安静和寂寞中慢慢地写出来的,但今天的文坛上,有几个人懂得安静的价值呢?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对自己的定位是,首先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很难,尤其是在这个习惯谎言的国度里,说真话时刻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说真话的另一面,就是拒绝谎言、揭穿谎言。巴金也倡导尽可能地说真话,但他基本上不去与谎言抗争,他最多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我们这代人应当超越他。
   振亚:溯着时间之流上下,如果你遇见鲁迅先生的话,你们两个人会聊些什么呢?若见到王小波呢?
   作者:鲁迅对我的影响比王小波大。我是一个凡事认真的人,有点固执,有点直率,这一点更像鲁迅,而不像王小波。王小波有一种庄子般的游戏心态,他天性如此,别人想学也学不来,尤其是像我这样实心眼的人。
   当我有机会穿过时空隧道,遇到鲁迅和王小波的时候,我大概不会对他们说那些别人都会说的赞美的话,我会坦率陈述我的若干不同意见,甚至可能是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比如,见到鲁迅的时候,我会直接问他: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看透苏联斯大林帝国的真相,对这样一个恐怖政权怀有美好的想象,而差不多同时,胡适和陈独秀都已发现了苏联的黑暗和邪恶?我还会告诉他说,我认为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的水准直线下降,这也许与他过于激愤的心态有关,他也过度地陷入了当时的人事纷争之中。如果我见到了王小波,我将会告诉他说,我最喜欢的并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他的杂文,而是他写给妻子的那些信件,那是二十世纪末最感人的情书。我对王小波的作品的评价是:情书最佳,杂文次之,小说再次。当然,他本人不一定同意这种评估。鲁、王二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写作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风,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不多。你可以批评他们的写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局限,但是他们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风的成就却是任何人也无法抹煞的。
   振亚:近年来,中学语文教育在批评和反思中正在进行渐进的改革,这也是你和钱理群先生、摩罗先生等学者倾尽心血关注的问题,最近在这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考和实际的工作?
   作者:我始终认为,中学教育是根基,是思想启蒙的开端,而语文教育是重中之重。语文不仅是教会学生使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塑造、一种人生观的雕琢。在过去的中学语文教育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语文的工具化”和“语文的泛政治化”。我们的许多中小学的语文老师,都不了解他们为何要教语文课。有的人将语文当作数学来教,天天讲严格的语法,讲“说明文”的模式,既然高考的语文试卷都已经“标准化”了,语文成绩也可以靠“题海”战术来解决;有的人将语文当作政治来教,连领导的讲话也被选入课文,并当作重点范文来反复研究。正是这些错误的教育方法,使得我们语文课不仅未能赋予孩子们用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基本能力,也没有传达给孩子们正常的审美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我想,除了一线的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之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关注这一问题、改变这种状况。
   在一九九九年的时候,我与摩罗、孔庆东合作编写了一本名叫《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论文集,汇集了各界人士对中学语文教育的现状和改革方向的思考。然而,此书刚一出版便捅了马蜂窝,某些顽固派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整版文章,对我们进行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就连为此书作序言的钱理群教授,也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其实,对方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批评意见触动了他们牢固的经济利益——中小学教材是中国印刷数量最大的书籍,长期以来教材实行垄断经营,教育部下属的几个出版社每年从中获利达数十亿人民币之巨。与电信、铁路、邮政、民航这些垄断巨头一样,这更是一处不为人所知的“黑洞”。他们生怕失去这块“禁脔”,所以不惜扼杀一切改革的意见,不惜在政治上给对方“戴帽子”,不惜牺牲几代中学生的前途。
   让语文回到语文,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胡适早就有深入的阐述。胡颂平编著的《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多处涉及国文教育的问题。比如,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胡适对胡颂平说:“所谓国文,是要文章写得好,可以给学生做模范;为什么要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也编入教科书里去,其实是不对的。”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当胡颂平问及“先生可否另选一部国文教科书”时,胡适回答说:“我倒可以选一部。我总以为传记最难写,应该多选些传记、小说,一些有趣味的让学生读。我想选两部,一部白话文,一部文言文。文言文可在《虞初新志》和《聊斋志异》中选几篇,比较有趣味。”可惜胡适一直没有完成这一心愿。
   二零零零年前后,我们部分地完成了胡适的这个心愿。我们组织了一批优秀的大学人文学者、作家、中学语文教师以及中学生代表,一起编写了一套《新语文读本》。参照传统教材的规模和体例,但在内容上“脱胎换骨”。比如,我们选入了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讲《我也有一个梦想》,选入了甘地传记的片断,选入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选入了近年来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杰作……我们希望把人类文明的琼浆放到孩子们面前,让他们尽情饮用,让他们感受到语文学习不是负担而是享受。这套从初一到高三共十二册的《新语文读本》,已经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已经发行数十万册。当然,目前它还无法成为正式的教材,但我们相信未来有一天,如果教材的选取实现多元化和市场化,这套选本将极具竞争力。后来,还有小学版和大学版陆续出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文读本的体系。
   振亚:你对古龙的小说评价很高,还认为金庸的小说对中国二十世纪白话文的发展有过贡献。我要问的是,作为七十年代生人,少年时代阅读武侠小说似乎是我们的共有经验,对武侠小说这种艺术形态的拔高是否是我们这代人在这个无信仰的年代拼命转身去认同童年(少年)经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而制造不同于张承志那一代的另一种虚假的“青春无悔”?
   作者:在我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对武侠小说提出过非常严厉的批评,如《潜规则》的作者吴思。他在《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论述了武侠文学的负面看法,他指出:“中国人从自己的悠久历史中发现了核心秘密,发现了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拳头硬的说了算,有刀有枪就有权——有立法权,有执法权,因而有财富,有尊荣,有美女,有成就,有一切。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暴力的幻想,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
   我部分同意吴思的观点,但我又认为,不能过分评估武侠小说的意识形态因素,不能对其进行“过度阐释”。它就是一种通俗文学,一种消遣读物。我们不能像维新变法时候的梁启超一样,把小说当作文化的核心,持一种“小说救国”的看法(它的反面就是“小说祸国”以及康生发明的“利用小说反党”)。小说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它既救不了国家,也祸害不了国家。其实,即便是在民主自由观念早已普及的西方,也有他们的“武侠小说”——直到今天,欧洲人仍然喜欢阅读骑士传奇(如罗宾汉的故事),美国人仍然喜欢西部牛仔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以及充分现代版的“007特工詹姆士•邦德”的故事,这部系列电影还在不断地拍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这些娱乐与爱好,似乎并没有危害他们的民主制度,没有造成社会上暴力的泛滥。
   就我个人来说,阅读武侠确实是一种“青春体验”,少年时代读了许多武侠小说,最早是从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读起,然后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然后才是古龙的《楚留香传奇》。梁、金、古三人相比,梁是儒家,金是道家,古是存在主义者。古龙最有现代意识,他是以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形式,表达现代人的情感、价值、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他的小说最有自由精神。因此,古龙的武侠小说最能引起我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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