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余杰文集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
*
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
*
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从宗璞《东藏记》说起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