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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香港回归十年来,民主政治大幅倒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等领域也日益蹇迫。以香港的基督教会及机构而言,许多教会和机构由原先的支持大陆的家庭教会、否定官方控制的“三自会”的立场,逐渐改变为与“三自会”展开各种所谓的“合作”项目、并疏远家庭教会。许多香港教会的高层人士,以能够受邀到内地访问,与宗教局、“三自会”的负责人会晤为荣,而罔顾大陆数千名在狱中的基督徒的命运,对大陆家庭教会的处境也缺乏同情的理解。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我与王怡、李柏光三名基督徒拜会美国总统布什,讨论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此次会见,引发了关于“政教分离”问题的颇多争议,亦波及香港的教会及教友。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突然宣布取消事先已经决定的对我、李柏光和张前进三名基督徒的访学计划。对于种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们愿意谦卑地倾听和平等地讨论。然而,让人吃惊的是,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连续在香港最大的基督教报纸《时代论坛》上发表多篇文章,严厉批评此行是在“搞政治”,是“不爱国”,是在讨好帝国主义,因此他认为中神方面取消邀请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声色俱厉的批判,让我宛如进入到文革时代大批判文章的氛围之中。我不敢相信这样的文字是出于一位生活在香港的基督徒和神学教授、而且还是一位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学者的手笔。迄今为止,即便是中共官方的宗教局和其控制之下的“三自会”,亦没有人敢于出面撰写此类造谣侮蔑的文字,梁先生却自告奋勇成了一员先锋干将。
   于我而言,梁先生不是陌生人。在此之前两个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之邀访港。经友人介绍,与梁家麟博士在建道神学院有过一次会面。那天,梁先生对我的信仰历程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像记者一样问了不少问题,我也认真地一一作答。见面的时候,他提及曾经撰写过一篇探讨我信仰和创作的论文,该论文发表于《建道学刊》。我看过这篇文章,论文对我有诸多赞誉,但其所用材料多是二手、三手的报道,存在诸多疏漏。如果作者能够直接与我交流或者向我所在的方舟教会的会友们多了解情况,文章会更有说服里。但是,我考虑到,大概是因为大陆与香港之间地理上的阻隔,使得作者难以搜集到一手材料吧。即便如此,香港的基督徒学者注意到大陆基督徒作家的创作和思考,已经难能可贵了,所以没有苛求之。
   那次会面的时候,我也道出了与梁博士的一番“神交”——记得三年之前,我刚刚成为基督徒后不久,正好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偶然之间,我在中文大学的图书馆中读到了梁博士所著之《激流中的委身》。作者以一九八九年地动山摇的香港社会为背景,悉心解读《彼得前书》,将个人的情感熔铸在对圣经经文的领受之中,让我甚为感动。当时,我和几名知识界的基督徒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方舟”的小小的家庭教会。草创阶段,未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的牧师前来讲道及负责牧羊工作,我们一群“小羊”只好求上帝亲自来带领,并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笨嘴拙舌的我,也只好勉力走上讲台并带领主日学和小组查经。那时我根本不知该如何解经和讲道,便以梁博士的这本书为蓝本,整理出了一些适合“方舟”教友实际需要的讲稿来。由此,我一直对粱博士充满感激之情。此次见面,我方有机会道出向他的感激之情。
   梁家麟博士的这本解读《彼得前书》的著作,写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如今读来,这些掷地有声的字句仍然让我心潮起伏:“难道我们一旦成了基督徒,就真的自绝于国家与人民之外?难道在天安门的广场上,我们除了看到灵魂之外,就什么都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理想、热血、激情?看不到暴政的肆虐、人民的困苦、大地的呻吟?看不见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我们的圣经真理在哪里?上帝对此默默不语?”我深信,当时梁博士对天安门运动的关切,不是在“别有用心”地“搞政治”,而是在声张基督徒的爱和公义。耶稣教导我们,基督徒应当去帮助那些受逼迫的、被掳掠的、被凌辱的人,难道我们能够对这不公义的一切掩面不顾吗?
   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梁家麟博士竟然如此决绝地以“今日之我”来反对“昔日之我”。十七年之后,当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和人权活动人士,为那些依然受到暴政残害的教友及同胞奔走呼号时,已贵为神学院院长的梁家麟却意味深长地评论说:“我不相信中国的家庭教会因此会获得更大的自由……我相信此行能收到对他们个人人身保护的效果,这亦是此行惟一能达致的效果。”我不敢相信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居然出于一人之口。这不是一名学者经过严密的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是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羞于说出的诛心之论。从来没有在文革时代的大陆生活过,粱博士如何学到了这种只有毛泽东的文胆姚文元才具备的刀笔吏的手段?
   在其连篇累牍的批评文章中,粱家麟振振有词地说,余杰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大陆信徒,因此批评余杰并不是批评所有大陆的兄弟姊妹;他还强调说,批评余杰是一种言论自由,他反问说——余杰难道不可以批评吗?这些看法不顾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首先,只有中共当局喜欢自作多情地充当“三个代表”,我本人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代表”别人的企图。我在任何公开场合都声称,我的看法只能“代表”我个人,不能代表大陆的家庭教会,甚至也不能代表我所在的方舟教会。从梁博士的学术履历来看,他以教会历史研究见长。我希望梁博士仔细考据一下,找出我本人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说过“代表”广大大陆信徒的原话来。假如找不到原话的话,就请梁院长立即停止莫须有的栽赃和陷害,并对自己的诽谤言论公开道歉。
   其次,对我的批评,当然是梁院长不言自明的言论自由,难道有谁剥夺了这一批评权吗?梁院长的批评难道不是接二连三发表在《时代论坛》上并收入其个人文集之中吗?长期以来,对我的各种批评,海内外都有,教会内外也都存在。我向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冕”的态度来看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批评了我而遭到权势力量的打压和骚扰,我又不是胡锦涛,我哪有权势来“制裁”那些批评我的人呢?更何况香港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地方,粱博士何必故作“杞人忧天”状呢?谁都知道,不能批评的是中共当局,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介书生。与之相反,我在中国大陆几乎不能公开发表一篇文章,像我这样一个被封杀的异见知识分子和家庭教会成员,有什么力量来危及梁院长的言论自由呢?梁院长不要假扮言论自由受到威胁的弱者。
   梁院长不喜欢我们到国际社会去呼吁信仰自由,并以“爱国者”的角色自居。那么,作为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和争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呢?为什么要让一桩桩教案曝光于国际媒体呢?这样做是在“搞政治”吗?这样做是要羞辱自己的祖国吗?原因很简单:获得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的支持,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共施加压力,是大陆遭受逼迫的家庭教会不可或缺的维权手段之一。近年来,从华南教会案件、河南教会案件到蔡卓华牧师案件等等,正是通过国内人权律师的积极介入、异议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以及海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力,才让结果稍稍有所改善。梁家麟博士一向标榜关心大陆教友的处境,却否定我们在国际社会为蒙冤入狱的基督徒们呼吁,他难道真的对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宗教迫害案件一无所知吗?当我们参加主日崇拜的自由也被剥夺的时候,难道不应当站出来捍卫信仰自由吗?
   按照梁博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和王怡、李柏光不过是“拉虎皮作大旗”的小人罢了,我们参与此次会面惟一的收获便是个人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可是,梁博士毕竟不是胡锦涛主席,北京当局并没有给梁博士面子,并没有接受其的“好心”的建议——就在我与布什总统会见次日,北京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三名秘密警察便“约谈”了我的妻子,粗暴地威胁她与我离婚,恐吓她从此以后不得参与教会事务,甚至卑劣地宣称要制造若干关于我们夫妇以及教会其他成员的“私生活丑闻”来,在各种媒体上大肆散播,让我们及方舟教会“身败名裂”。此种“安全”,不知道在香港养尊处优的梁博士,愿不愿意主动去“争取”、并亲自来“享用”呢?
   梁博士为什么如此喜欢作诛心之论呢?后来,我读到梁博士的大作《倪柝声的荣辱升黜》,这才明白梁先生的“变脸”原来是有渊源的。他对倪柝声这位以身殉道的前辈基督徒的攻击和抹黑,比对我这个刚刚受洗不久的年轻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攻击和抹黑严重若干倍。我个人在信仰上持温和的改革宗立场,对倪柝声的若干神学观点及教会治理方式并不认同。后来,李长寿的教派在真理上的偏差,与倪的神学观点不无关系。在中共建政之后,倪柝声一度对中共抱有幻想,此后在中共专制机器的打击下也屈服过。但是,他终于靠主刚强,为信仰被囚二十年并以生命殉道。我相信倪柝声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既是一名“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的属灵伟人,也是一名有瑕疵的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谁又能说自己毫无瑕疵呢?然而,梁家麟的这本著作,从作者本人全盘否定倪柝声的既定观念出发,不加考辩地引用中共官方对倪柝声罗织的种种罪状,既没有新的材料和证据,也没有走出书斋去采访那些掌握第一手史料的人物,便自作主张地将倪柝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他在这个案件中既当检察官又当法官,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从他撰写的那篇关于我的论文中便可看出,这位历史学博士缺乏最起码的史学训练,在根本没有对史料“竭泽而渔”的前提下,便将自己的想象和推测当作不容置疑的结论。在这本所谓的“史学著作”中,这一点更是暴露无遗。比如,梁博士居然全部采纳中共当局昔日强加给倪柝声的“使用摄影机拍摄淫秽影片”的罪名——即便在当时,这个天方夜谭般的罪名也几乎没有人相信,偏偏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梁博士深信不疑。他并没有看过原始资料,也没有查考过所谓的倪使用过的摄影机的功能、型号等,便再次将倪的罪名坐实了!
   倪柝声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要靠扎实的史料来支撑,还应当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基督徒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活动,不仅要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和原则,还要有基督徒的立场,那就是以追求爱与真理为目标。但是,在梁博士的这本著作中,我看不到爱,我看到的只有恨。这一点,很多神学领域的人士都看得恨清楚。神学家吴主光指出:“梁家麟博士不明白圣经,更不明白主所教导要我们藉属灵生命来辨别的原则,只凭猜测来肆意定别人的罪,拆毁别人的名誉和工作,引以为荣。这是今天神学教育的失败,因为不注重以生命影响生命。”神学家于中旻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并不同意‘小群’的道理,坦白说,对他们还有些成见。不过,小群到底也是信主的。……作者政治气味太重,似是在为谁讲话,攻击教会,抹黑教会。讲公道话,以倪的才慧,如果投身入伙,其前程功名,会超过任何批斗他的人,包括现在批斗他的人,且会有升无黜,有荣无辱;只是他选择受苦,而以身殉道。单这一点,就不容谁追贬、污辱。”于先生看得很准,梁博士确实是在为“谁”讲话,说穿了,那个“谁”就是中南海里面的北京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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