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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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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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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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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近代报刊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初。

   “官报”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其性质与近代意义上的报刊迥然不同。中国人比西方人早几百年发明了印刷术,也比西方人早几百年利用印刷术印刷一种“宫廷公报”式的文件,定期发表政府命令和其他官方文书。《唐诗话》云:“韩翊家居,有人叩门贺曰:‘邸报制诰阙中人书荐君名,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靖康要录》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凌晨有卖朝报者,并所在各有大榜揭于通衢云。金人许推择赵氏贤者,其实奸伪之徒,假此以结百官使毕集。”、“太宰徐处仁剳子,臣伏睹街市印卖文字,有太学正吴若所上书,言臣尝以十事留蔡京。”此宋代之报纸也。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引先生与公肃甥书云:“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是以前并是写本。”康熙五十年三月三日,左都御史揆叙疏言:“近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采听写录,名曰‘小报’。任意捏造,骇人耳目,请严行禁止。”雍正四年五月初九上谕云:“报房捏造小钞刊刻散播,以无为有,著兵刑二部详悉审讯,务究根源。” 可见,所谓“邸报”、“朝报”原为官方公布的方针政策和人事调整的信息,后来民间有人自行编印类似的资料散布,其消息许多并不可靠。统治者为维护其权威,立即对此行为进行清理和镇压。
   古代中国并无新闻自由的意识,一般儒生也没有对新闻的需求。新闻史家戈公振在对比中西报刊发展的不同路向时指出:“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顾黄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惟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下,中国固有之“官报”迟迟未能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报”。
   当近代报刊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许多人未能认识到两者之区别,仍以“官报末流”之眼光来看待“新报”。新闻史家戈公振引《上海闲话》中的材料来说明此种误会的存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世人公然蔑视报人,以之为“莠民贱业”。即便当时颇有见识的左宗棠也刻薄地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这种价值评判的出现,其根源即在于“京报”与“新报”之混淆,戈氏指出:“其轻视报界为如何!惟当时并不以左氏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馆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钞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
   其实,与刊载政府公告和官场变动为主的“官报”全然不同,所谓“新报”是指具有一定新闻性、时事性或专业性、学术性的报刊,它纯粹是近代化之产物。按照戈公振的说法,这种近代化的报刊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报刊具有公共性,是一种公众刊行物;第二,报刊具有定期性,是一种定期发行物;第三,报刊的内容具有时宜性;第四,报刊内容还有一般性。
   这类报刊最早是由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创办的。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第一份具有近代意义的中文期刊。1833年8月1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礼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是第一份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中文期刊。鸦片战争之前,在南洋、澳门及中国本土出版的中文报刊,绝大多数都是传教士出版和主持的。 这些报刊“虽然有时追求文化上的广度,但其内容大部分都局限在宗教方面,几乎没有作为一般消息来源的价值,更缺乏‘新闻’。”它们对广泛意义上的读者也难以产生积极影响,因为“这些早期刊物最终只能被识字人口中极少数人得到,而且理所当然大都落入了那些只能坚定不移地捍卫其文化内容的人手中。”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中国进入以“自强”为标榜的洋务运动时期。外国人在华办报亦形成第一个高潮。在香港、上海和天津等地,好几份在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报刊相继创办发行。如:1845《中国邮报》年创刊于香港;1850《华北捷报》年创刊于上海,当时上海的外国人社会还不足两百人,它作为英国商界在华利益的喉舌,存在了一个世纪;1864《字林西报》年创刊于上海,并附有一个中文副刊《上海新报》,其发布的商业和海运信息在华商中颇受欢迎;1872《申报》年创刊于上海,九十年代中期发行量即达到15000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性的中文报纸;1886《时报》年创刊于天津,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仍由外国人编辑;1893《新闻报》年创刊于上海。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外国人先后创办了一百七十多种中外文报刊。
   在这批报刊中,前身为《教会新报》的《万国公报》,以时间长、内容多、影响大而著称。作为传教士在华的最大文化机构——广学会的“机关报”,它的实际发行时间长达三十五年,成为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体,亦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催化剂。在《教会新报》第一期,传教士林乐知即明确指出报刊的重要性:“新闻一事,外国通行有年,如士农工商四等之人皆有新报,即博学之辈亦于新报讲究无穷学问。” 他强调,“《万国公报》要努力传播地理、历史、文明、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和西方国家普遍进步的知识。”该报还发表针对中国事务的社论,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报道尤为详尽。其发行量很快上升到1800份,读者中有几位总督、巡抚和中央级的高级官员,总理衙门订阅该报,醇亲王曾阅读之,“高级官员们还经常就刊物中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 1882年康有为途径上海时曾经得到该报的一笔赞助。“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万国公报》在宣传中外改良派思想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了当代事件的编年史。”
   一篇写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纽约时报》的报道,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当时中文报纸在上海的发行量稳步上升:“令人满意的是,由外国人赞助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在稳步增长,清国人对它发布的消息和抨击官僚的议论已经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报纸的发行量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相当半个便士。目前,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力图把价格再降低一半,以使下层人民也能够读到。一个清国劳工曾说,念过两年书的人就能读一些浅显易懂的消息。” 报刊的编辑和发行者已经在努力降低价格,使之能够为那些经济并不宽裕的普通阶层所购买。如此,方能突破文化精英阶层对新闻和信息的垄断,达到广泛的启蒙的目的。
   中国人大规模地加入近代报刊行业,比外来的西方人晚了三十至五十年左右。在1895年以前,外国人办的报刊占有绝对的优势,华人自办的报刊较少,比较著名的有十一种:
   报刊名称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羊城采新实录》 1872年 广州
   《昭文新报》 1873年 汉口
   《循环日报》 1874年 香港
   《汇报》 1874年 上海
   《华字新闻纸》 1875年 福州
   《新报》 1876年 上海
   《维新日报》 1879年 香港
   《新报》 1879年 厦门
   《述报》 1884年 广州
   《粤报》 1885年 香港
   《广报》 1886年 广州
   这些报刊的创办者,多为亦官亦商的人物。他们既与地方开明官僚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又与外国人有较多合作。由于缺乏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他们不得不依靠官僚和外国人的庇护。这些报刊可以看作由洋务派控制或影响的报刊。在萌生阶段,其生存亦有相当的难处,存在时间大都不长。 从社会环境来看,它们多受到政府的干涉和官员的制约,言论自由的空间十分有限;从经济运作来看,它们基本上没有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影响范围也颇有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惨败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1895年,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此约与此前中国同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相比条件最为苛刻。甲午战败给清廷和士大夫的心理造成从所未有的打击。 洋务派的理论与实践均由此一战而灰飞烟灭。这样,维新派便取代洋务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变法”也取代“自强”成为了新的时代思潮。
   早期谈变法的如郑观应、严复等人,已经在著作中主张开报馆以益民智。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也提出了设立报馆的建议。为了宣传维新思想、营造变法舆论,维新派人士积极投入报刊的运作。美国学者保罗•科恩认为:“(维新派)成立各种变法团体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唤起人们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支持,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传教士榜样的直接鼓舞,至少也是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 正是因为康有为等人“深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纸、组学会所发生的影响力,当他用传统的上书方法受阻,而受阻的原因不在皇帝而在一般守旧的士大夫时,他想到了一种开通风气,结合同志的办法,此即《中外纪闻》和强学会所由来。” 1895年7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并发行一份与传教士报纸同名的日报《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该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日刊2000份,随着政府的京报附送各王公大臣。同年9月,上海强学会成立,11月底发行《强学报》。但是,《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还算不上真正近代意义的报刊。首先,它们以赠送的方式传播和流通,并不依赖于商业渠道来销售。其次,它们针对的读者是数量相当有限的中高级官僚和知识精英群体,而没有进入更广泛的阅读群体之中。
   1896年8月9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潇、邹凌瀚等五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既未托庇于洋人,又非官设,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 “绅”指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三人;“宦”则指吴德潇和黄遵宪,其时吴被放到浙江任知县,黄则为两江总督属下的苏州开埠事宜委员,但吴、黄二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创办。因此,“《时务报》是一份属于中国士大夫的民办报刊”。 该报议论新颖,文笔优美,很受新学士子的欢迎,梁启超后来谈到《时务报》风靡一时的情形时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纸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当时《时务报》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上,激励人心,开启民智,充当着舆论先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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