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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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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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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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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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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近代报刊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初。

   “官报”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其性质与近代意义上的报刊迥然不同。中国人比西方人早几百年发明了印刷术,也比西方人早几百年利用印刷术印刷一种“宫廷公报”式的文件,定期发表政府命令和其他官方文书。《唐诗话》云:“韩翊家居,有人叩门贺曰:‘邸报制诰阙中人书荐君名,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靖康要录》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凌晨有卖朝报者,并所在各有大榜揭于通衢云。金人许推择赵氏贤者,其实奸伪之徒,假此以结百官使毕集。”、“太宰徐处仁剳子,臣伏睹街市印卖文字,有太学正吴若所上书,言臣尝以十事留蔡京。”此宋代之报纸也。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引先生与公肃甥书云:“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是以前并是写本。”康熙五十年三月三日,左都御史揆叙疏言:“近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采听写录,名曰‘小报’。任意捏造,骇人耳目,请严行禁止。”雍正四年五月初九上谕云:“报房捏造小钞刊刻散播,以无为有,著兵刑二部详悉审讯,务究根源。” 可见,所谓“邸报”、“朝报”原为官方公布的方针政策和人事调整的信息,后来民间有人自行编印类似的资料散布,其消息许多并不可靠。统治者为维护其权威,立即对此行为进行清理和镇压。
   古代中国并无新闻自由的意识,一般儒生也没有对新闻的需求。新闻史家戈公振在对比中西报刊发展的不同路向时指出:“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顾黄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惟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下,中国固有之“官报”迟迟未能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报”。
   当近代报刊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许多人未能认识到两者之区别,仍以“官报末流”之眼光来看待“新报”。新闻史家戈公振引《上海闲话》中的材料来说明此种误会的存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世人公然蔑视报人,以之为“莠民贱业”。即便当时颇有见识的左宗棠也刻薄地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这种价值评判的出现,其根源即在于“京报”与“新报”之混淆,戈氏指出:“其轻视报界为如何!惟当时并不以左氏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馆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钞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
   其实,与刊载政府公告和官场变动为主的“官报”全然不同,所谓“新报”是指具有一定新闻性、时事性或专业性、学术性的报刊,它纯粹是近代化之产物。按照戈公振的说法,这种近代化的报刊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报刊具有公共性,是一种公众刊行物;第二,报刊具有定期性,是一种定期发行物;第三,报刊的内容具有时宜性;第四,报刊内容还有一般性。
   这类报刊最早是由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创办的。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第一份具有近代意义的中文期刊。1833年8月1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礼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是第一份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中文期刊。鸦片战争之前,在南洋、澳门及中国本土出版的中文报刊,绝大多数都是传教士出版和主持的。 这些报刊“虽然有时追求文化上的广度,但其内容大部分都局限在宗教方面,几乎没有作为一般消息来源的价值,更缺乏‘新闻’。”它们对广泛意义上的读者也难以产生积极影响,因为“这些早期刊物最终只能被识字人口中极少数人得到,而且理所当然大都落入了那些只能坚定不移地捍卫其文化内容的人手中。”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中国进入以“自强”为标榜的洋务运动时期。外国人在华办报亦形成第一个高潮。在香港、上海和天津等地,好几份在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报刊相继创办发行。如:1845《中国邮报》年创刊于香港;1850《华北捷报》年创刊于上海,当时上海的外国人社会还不足两百人,它作为英国商界在华利益的喉舌,存在了一个世纪;1864《字林西报》年创刊于上海,并附有一个中文副刊《上海新报》,其发布的商业和海运信息在华商中颇受欢迎;1872《申报》年创刊于上海,九十年代中期发行量即达到15000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性的中文报纸;1886《时报》年创刊于天津,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仍由外国人编辑;1893《新闻报》年创刊于上海。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外国人先后创办了一百七十多种中外文报刊。
   在这批报刊中,前身为《教会新报》的《万国公报》,以时间长、内容多、影响大而著称。作为传教士在华的最大文化机构——广学会的“机关报”,它的实际发行时间长达三十五年,成为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体,亦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催化剂。在《教会新报》第一期,传教士林乐知即明确指出报刊的重要性:“新闻一事,外国通行有年,如士农工商四等之人皆有新报,即博学之辈亦于新报讲究无穷学问。” 他强调,“《万国公报》要努力传播地理、历史、文明、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和西方国家普遍进步的知识。”该报还发表针对中国事务的社论,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报道尤为详尽。其发行量很快上升到1800份,读者中有几位总督、巡抚和中央级的高级官员,总理衙门订阅该报,醇亲王曾阅读之,“高级官员们还经常就刊物中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 1882年康有为途径上海时曾经得到该报的一笔赞助。“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万国公报》在宣传中外改良派思想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了当代事件的编年史。”
   一篇写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纽约时报》的报道,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当时中文报纸在上海的发行量稳步上升:“令人满意的是,由外国人赞助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在稳步增长,清国人对它发布的消息和抨击官僚的议论已经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报纸的发行量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相当半个便士。目前,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力图把价格再降低一半,以使下层人民也能够读到。一个清国劳工曾说,念过两年书的人就能读一些浅显易懂的消息。” 报刊的编辑和发行者已经在努力降低价格,使之能够为那些经济并不宽裕的普通阶层所购买。如此,方能突破文化精英阶层对新闻和信息的垄断,达到广泛的启蒙的目的。
   中国人大规模地加入近代报刊行业,比外来的西方人晚了三十至五十年左右。在1895年以前,外国人办的报刊占有绝对的优势,华人自办的报刊较少,比较著名的有十一种:
   报刊名称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羊城采新实录》 1872年 广州
   《昭文新报》 1873年 汉口
   《循环日报》 1874年 香港
   《汇报》 1874年 上海
   《华字新闻纸》 1875年 福州
   《新报》 1876年 上海
   《维新日报》 1879年 香港
   《新报》 1879年 厦门
   《述报》 1884年 广州
   《粤报》 1885年 香港
   《广报》 1886年 广州
   这些报刊的创办者,多为亦官亦商的人物。他们既与地方开明官僚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又与外国人有较多合作。由于缺乏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他们不得不依靠官僚和外国人的庇护。这些报刊可以看作由洋务派控制或影响的报刊。在萌生阶段,其生存亦有相当的难处,存在时间大都不长。 从社会环境来看,它们多受到政府的干涉和官员的制约,言论自由的空间十分有限;从经济运作来看,它们基本上没有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影响范围也颇有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惨败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1895年,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此约与此前中国同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相比条件最为苛刻。甲午战败给清廷和士大夫的心理造成从所未有的打击。 洋务派的理论与实践均由此一战而灰飞烟灭。这样,维新派便取代洋务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变法”也取代“自强”成为了新的时代思潮。
   早期谈变法的如郑观应、严复等人,已经在著作中主张开报馆以益民智。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也提出了设立报馆的建议。为了宣传维新思想、营造变法舆论,维新派人士积极投入报刊的运作。美国学者保罗•科恩认为:“(维新派)成立各种变法团体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唤起人们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支持,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传教士榜样的直接鼓舞,至少也是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 正是因为康有为等人“深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纸、组学会所发生的影响力,当他用传统的上书方法受阻,而受阻的原因不在皇帝而在一般守旧的士大夫时,他想到了一种开通风气,结合同志的办法,此即《中外纪闻》和强学会所由来。” 1895年7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并发行一份与传教士报纸同名的日报《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该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日刊2000份,随着政府的京报附送各王公大臣。同年9月,上海强学会成立,11月底发行《强学报》。但是,《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还算不上真正近代意义的报刊。首先,它们以赠送的方式传播和流通,并不依赖于商业渠道来销售。其次,它们针对的读者是数量相当有限的中高级官僚和知识精英群体,而没有进入更广泛的阅读群体之中。
   1896年8月9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潇、邹凌瀚等五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既未托庇于洋人,又非官设,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 “绅”指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三人;“宦”则指吴德潇和黄遵宪,其时吴被放到浙江任知县,黄则为两江总督属下的苏州开埠事宜委员,但吴、黄二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创办。因此,“《时务报》是一份属于中国士大夫的民办报刊”。 该报议论新颖,文笔优美,很受新学士子的欢迎,梁启超后来谈到《时务报》风靡一时的情形时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纸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当时《时务报》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上,激励人心,开启民智,充当着舆论先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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