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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最是文人不自由
   ——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章学诚是清代杰出的文史学者,自从五四之后受胡适表彰以来,他在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及历史哲学方面的贡献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章氏也是清代中期最具有“近代性”的知识者之一,日本学者山口久和将其视作中国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蜕变过程中的一个典范:章氏已经意识到了脱政治、脱伦理的“知”的固有价值——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从价值判断获得自由的知。正是在章学诚这里,“与日常的利害、关心保持了一定距离的中性的知识被推到了知的前景中来”。 章氏拥有两重身份,一是学者,二是文人。他本人看重学者之身份,而轻视文人之身份。其实,他的文章在清代学者中独具一格,其传记文、碑铭墓志和书信均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在文学理论方面,章氏的文器观、流别论、文德论、古文辞义例说以及对“文人之文”与“史家之文”的区分、对当时流行的“古文”的批判、对传记写法的探讨等,诸多见解均远在同代人之上。
   章学诚拥有“文”与“史”两支笔,他认为:“学问、文章,古人本一事,后乃分为二途。……文章必本学问,不待言矣。” 在集中主要精力撰写严肃的学术文章之余,章学诚也写了不少充满性情的文字。章氏性情内向收敛,即便是这类性情文字,也与同时代的文章大家们不同。如当时的散文大家汪中力求“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 ,章氏曾与之就诗文作法有过争论,因为他本人在写作的时候讲究朴实无华、言与事合一,用同代学者洪亮吉的话来说,章汪二人文章之区别在于“君于文体严,汪于文体真”。 章氏的学术文章前人多有谈及,而其“业余”创作的杂体文章却很少受到关注。本文拟就章学诚所写的部分传记和书信入手,分析其被忽略的“另一支笔”。
   (一)“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
   ——章学诚之生平
   如山口久和所论:“在乾嘉时代,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为了生存,或成为地方高官的幕友,或受聘为各地书院的山长,或寄身为权贵子弟的家庭教师(教馆)。这些章学诚都经历过。” “对文学事尤为切志” 并组建了“诗人幕府”的封疆大吏曾燠,曾聘请章学诚担任幕宾。曾燠写过一首题为《赠章实斋国博》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章公得天秉,赢绌迥殊众。岂令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五官半虚设,中宰独妙用,试以手为口,讲学求折衷。……《续鉴》追温公,选文驳萧统。乃知貌取人,山鸡误为凤。” 这些诗句描写了章学诚丑陋的相貌,并批评了以貌取人的社会风气。“五官半虚设”一句说得有些刻薄,由此可见章学诚的相貌确实不敢让人恭维。丑陋的相貌,给章学诚的治学和生活都带来诸多不便。另一方面,社会的歧视却也成为章氏独辟蹊径、走出一条学术新路的巨大动力。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绍兴人。其祖父和父亲都嗜好史学。父亲曾经担任湖北应城知县,因断案失误而免官。在任五年,居然没有任何积蓄,连回家的路费也拿不出来,只好讲学于附近的书院,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正如章学诚所回忆的那样:“先子罢县,贫不能归,侨家故治,又十许年。” 章氏少年时代体弱多病,读书也很迟钝。直到二十岁才逐渐开窍,于史部开始有了特殊的兴趣。
   二十三岁,章学诚到京师参加顺天乡试,颇有“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之英气,但未能考中。此后多次应试都受挫。科场失意之后,章氏居国子监,苦读历代史书,并且结交了知名学者朱筠等人。这时,章氏已经对学问本身产生了浓厚的、超乎功利的兴趣。他把“学问之于身心”看作“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一旦进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 章氏在一封书信中说:“仆南北奔走,忽忽十年,浮气嚣情,消磨殆尽,惟于学问研搜,交游砥砺之处,不自知其情之一往而深,终不能已。” 然而,其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路数与当时盛行的考据之学迥然不同,其学“不合时好”,其人也被学界“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这段时间,章学诚拜访了名声如日中天的戴震,这次会面对其学问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1769年,章学诚举家迁到北京,奉养全家十七八口人,可谓“米珠薪桂,岁月甚长”。 1776年,章氏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考中进士,这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当拥有了踏入仕途的资本之后,章学诚却主动拒绝做官。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迂疏”,这种性格是不适于入仕的。更为重要的是,做官与治学两者难以兼得,做官必然会把“精力分于声色与一切世俗酬应” 之中。章氏选择了相对自由却相当困苦的学者生涯,因为他视文史事业高于一切,即便是“从名公巨卿”,也要“以文章见用于时”。 正因为这一选择,章学诚的后半生一直都是为生计而四处奔波,大多数时间都在旅途中度过。即使人在旅途,他也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路上打好腹稿,在旅店住下,晚饭后便在灯下撰写成文。虽然“江湖疲于奔走”,却做到了“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 1781年,章学诚在路经河南时遭遇强盗,所有行李都被抢劫一空,包括四十四岁以前的所有文稿。这是章氏一生中最不幸的一次遭遇,也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如今我们能看到的章学诚四十四岁以前的专篇文字寥寥无几。
   1787年,五十岁的章学诚困居京师。通过朋友的努力,本已经谋到一个知县的位子,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因为一旦为官,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如何继续自己的文史之学呢?他放弃了最后一个进入仕途的机会。那么,怎样才能既解决生计又继续研究学问呢?章学诚毅然前往河南,向当时享有盛名的学者型官员毕沅毛遂自荐,他在诗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镇洋太保人伦望,寒士闻名气先壮。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公方养疴典谒辞,延见卧榻犹嫌迟。解推遽释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逶迤。
   毕沅是乾隆所点之状元,多年担任封疆大吏,仕途显赫,本人亦为一名优秀的学者。毕沅的幕府存在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前后幕宾多达五十多人,集中了当时的一流人物,时人誉之为:“生前幕府三千士,死后名山万卷书。” 后人也认为:“在清代前、中期的重要学人幕府中,毕沅幕府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影响上说,都是首屈一指的。” 毕沅的幕府在许多学术领域均有建树,对清代学术发展贡献甚大。从章学诚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毕沅还是比较看重章,给予其较为优厚的待遇。1788年,在毕沅的支持下,章学诚终于得以开局于开封,主持编纂巨著《史籍考》,凌廷堪、洪亮吉、武亿等学者皆参与之。好景不长,毕沅升任湖广总督,靠山一走,章立刻陷入困境。1790年,他追随毕沅来到武昌,在其帮助下修编《湖北通志》,同时参与编著《续通鉴》。此后的五年,是章学诚学术生涯中最为安定的、创作也最为丰富的五年。
   1794年,毕沅离任,章学诚再次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湖北。1797年,章氏赴杭州,入浙江布政使谢启昆幕府,补修《史籍考》。不久,他又被迫离开,转入两淮盐使曾燠幕府。1800年,由于贫病交加和读书写作的艰辛,他双目失明,却仍坚持《文史通义》的写作。 1801年,章氏为汪祖辉作《豫室志》,据汪祖辉《梦痕余录》云:“中有数字未安,邮简往返,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绝笔。”11月,章学诚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三岁。
   章学诚一生平淡,以著述为己任,他以编撰方志和丛书的方式服务于幕主,在勉强糊口中度过了困顿的一生。这种生活际遇,也使他成为当时少数对“乾嘉盛世”有清醒人士的知识分子,他发现了吏治的腐败乃是社会总危机的根源。他在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也未能忘却对当下政治现状的观察和批评,他指出,“督抚两司”,蠹国殃民,“奸胥巨魁”,助虐肥家,上下勾结,“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 作为“时代的寡合者”,章学诚虽然取得了相当高的学术成就,但并未被同代人所充分认识和肯定,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感慨说:“顾吾曹最痛惜者,以清代唯一之史家章实斋,生乾嘉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学仅以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 然而,历史总是公平的,历史淘汰了许许多多趋时的俗学,随着时间的流逝,章学诚的学术地位日渐凸现。
   以幕友的身份而言,“如果说经世济民是儒者的理想的话,那么他们皆是被拒绝参列于政治殿堂的人。章学诚就是这样的脱政治的知识分子,作为被政治疏远而带来精神痛苦的补偿,他转向了对知识探求的关心,是近代‘学者’的典型人物。” 在清代学术史上,章学诚与戴震被看作两个高峰,“在乾、嘉时代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如果允许我们把清代的考证运动比作画龙,那么东原和实斋便正好是这条龙的两只眼睛。” 如此学术大师,在生活上却贫困潦倒,“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营生,往往为人撰述传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己身不获一试时服。尝欲自辑墟里遗闻逸献,勒为一书,以备遗忘,窃与守一尚木言之,而皆困于势不遑,且力不逮也。” 章氏以“寒女代人作嫁衣裳”比喻自己的经历,内心之苦楚是一般人所难以体会的。他甚至没有时间、精力与财力实现自己的学术计划,他的一生也正是“文人不自由”的一个注脚。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正是在苦难中开出的芬芳的花朵。
   (二)“儒林内史”
   ——章学诚传记中的清代士人群像
   章学诚认为,文人不能修史,史家却可以为文。他说过:“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 他不同意“考据”与“古文”的区别,认为文章本来就是对学问的阐发。钱穆特意指出,章学诚的意思是说“立言即著述”,所涉及的是文章与学术的关系。 好文章须有丰博之学问、独到之见识和敏锐的感觉方得孕育而出,如高吹万所论:“文章之事,其由于天赋者半,由于人力者亦半。以独至之性情,济以不磨之学问,则其文自可以传诸久远。”
   章氏一生写下了大量碑传、行状和墓志。其中,有不少是为谋生、赚取“润笔”(稿费)而写的,例如那些给同时代的官员及其亲属所写的墓志铭;也有不少是为彰扬他本人坚持的道德理念而写的,例如为烈妇贞女所写的传记。如其《烈女传》,虽然标榜传统之道德伦理观念,思想无足观,但其写法却在同类传记中堪称翘楚,“至于《烈女》传,尤极匠心为之,但有一节可书,片言为则,无不描摹謦欬,刻画仪容,以慰冰洁之志。若夫阙坊有传,防猥滥也,即以待参稽;前志有传,明渊源也,即以维废坠。其体裁皆足以为后之修志家取法。” 而章氏写得最好的一类传记,是为其老师和朋友而写的传记,也就是与他属“同类”的士人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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