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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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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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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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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二零零六年十月,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最高宗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应中国国家宗教局、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这是威廉姆斯首次访问中国。临行前,他表示:“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中国的教会联系、还有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经过两周的公开访问活动,以及和中国官员就一些被视为禁忌的话题私下交换意见之后,威廉姆斯在离华前夕称,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中国政府对宗教态度“有所改变”令他鼓舞。

   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次让人遗憾的、失败的访问,这次访问成为中共当局宗教统战计划的重要成就。大主教眼中的中国,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被包装的中国”、“虚拟的中国”,他未能分清这两个“中国”的不同,他沉迷在高规格的接待和共产党惯用的谎言之中。他的言论被中共当局控制的媒体扭曲性地报道,他本人却一无所知。由此,他不由自主地充当了胡锦涛政权所标榜的“和谐社会”的辩护士。
   大主教眼中的“虚拟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访问期间多次赞扬中国的信仰自由状况,并为中国的教堂中拥有众多信众感到吃惊,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比例比欧洲还要高。在与政协主席贾庆林会面时,贾庆林在肯定中国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宗教自由政策的同时也表示,宗教可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贾氏的这番话了无新意、老调重弹,不过是官话和套话而已。大主教在贾主席的面前却成了一名唯唯诺诺地倾听的小学生,他试图从其讲话中寻找出中共宗教政策有所松动的蛛丝马迹来,却一无所获。
   大主教在中国多个城市的各项访问活动,都在官方的严密监控和周密安排之下。他并没有机会去访问任何一个家庭教会,也没有尝试与任何一个家庭教会的成员会面,当然更不可能去探望数以千计的因为信仰的缘故而被捕入狱、且受到酷刑虐待的基督徒。显然,这是一场典型的波坦金式的访问——大主教所看到的一切均是经过精心装饰的、如同橱窗一样的“真实的假相”。大主教以为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由地敬拜其心目中的上帝,但这并非中国的真实状况。
   中共的统战技巧,远远超越了当年沙俄的大臣波坦金。昔日,权势熏天的波坦金在伏尔加河两岸修筑了许多只有一面墙的漂亮“庄园”,让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在游船上看到这些房屋之后,不禁心花怒放,以为臣民们都过着这样的好日子。在毛泽东时代,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也玩弄过相似的把戏: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成都访问的时候,李井泉命令建筑工人们,昼夜加班,在数天之间,便在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两侧修筑了数千座只有临街的一面墙的“观赏房”。中共一向重视“面子”,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的时代,更是积极主动地对西方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和攻关活动,此次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中国之旅便是其中之一。
   大主教的所见所闻,与中国的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确实,他高高兴兴地参观了多家教堂并在北京著名的朝阳教堂布道。但他不知道的内幕是:虽然他所到的几个教堂里人潮汹涌,但每个信徒都经过官方的严格审查,以确保他们不会“乱说乱动”,利用此机会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大主教。用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理论来分析,威廉姆斯在中国所体验到的一切仅仅是一个“景观社会”而已。德波指出:“景观是关于其自身统治秩序的不间断的演进,是永不停止的自我赞美的独白,是其自身生活所有方面极权管理阶段的自画像。”可怜的大主教不由自主地成为中共导演的这出戏剧的玩偶。
   其实,大主教完全可以不必如此顺从地充当玩偶的角色,他可以提出一些个人化的访问计划,这些计划并非不可能得以实施——在几个月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在上海会见了九十高龄的金鲁贤主教。金鲁贤主教曾在六十多年前到德国、奥地利等国留学,并获神学士学位。他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久即入狱,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了二十七 年的时光,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获释。二十多年前,他被当局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又经过与教廷的积极接触与沟通,获得了教宗的承认。近年来金主教在推动中国与教廷的关系恢复上十分努力,并与忠于教廷的中国地下天主教会有所联系。身为牧师的女儿和基督徒的默克尔表示两人的会谈“很私人”,令她感动。金鲁贤主教则说他将时时刻刻为默克尔祈祷。与世俗政权的领导人相比,作为宗教领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反倒没有作出一些类似的安排,没有与受过中共当局政治迫害的中国的宗教人士会面,也没有公开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严重关注——这样的活动将对中国基督徒争取和捍卫信仰自由的斗争将产生激励的效果。大主教过于看中共的脸色行事,甚至顾不上领受上帝的心意了。
   没有信仰自由,何来“和谐社会”?
   当然,大主教其实并没有完全缄默不语。据外电报道,大主教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次布道活动中说,人们不仅要有寻求经济繁荣的自由,而且也必须有维护个人尊严的自由。他表示,中国能否实现和谐将取决于当局是否允许展开负责任的辩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下一步必须要走的一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正在向更强有力公民社会过渡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基督徒应当在建立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他们应当被允许就一些社会问题参与负责任的辩论。”在访华期间,大主教还呼吁中国停止新闻审查,并对爱滋病、残疾儿童福利、环境保护和滥用死刑等社会问题表示了关心,他也鼓励中国在经济与社会经历重大改革的同时,成为宗教信仰的盟友。
   但是,这些对中共来说非常“逆耳”的言论,在中国国内的公开报道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言之,大主教的观点和形象在中国遭到了“肢解”。在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大主教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都赞不绝口。中共垄断了所有的信息发布渠道,在媒体上塑造出一个魅力无比的“虚拟世界”,正如德波对景观社会的剖析:“景观之就根植于最古老的社会专门化——权力的专门化之中。景观就是一种代表其他活动而表现的专门化活动。对于其自身而言,景观就是等级社会的大使,在这一社会中,它发布官方信息。”这个谎言的世界需要真话来打破。大主教为何不事先要求中方忠实、完整地报道其在中国的所有言论呢?既然中方主动地、热情地邀请他访华,他完全可以提出一系列附加条件来,就像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要求在北大的演讲全国直播一样。如此,大主教所将的那些真话,将对中国社会产生直接的、明显的冲击。
   在离开中国前夕的新闻发布会上,威廉姆斯大主教指出,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了宗教能对社会造成良性影响。这句话传递出了一个相当错误的信息。对中国当下的现实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真实的情况是:中共当局并没有将宗教信仰团体和个人看作“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就在大主教发表这番乐观的讲话的同时,又有几起骇人听闻的教案发生。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呼吁说:“这是继北京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牧师因印刷圣经被以非法经营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以来,第三起以此罪名对家庭教会实施迫害的案例。这是又一起典型的宗教迫害刑事化的案例。我们呼吁正在北京访问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向中国提出关注。”在同一时间段内,浙江萧山教案中的六名基督徒仍然被超期拘押,浙江绍兴又有一座家庭教会的教堂被暴力拆除。
   就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而言,会友齐志勇弟兄是一位“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他因腿部中弹而被迫截肢,此后十余年仍然不断遭受官方的各种骚扰和迫害。方舟教会成了惟一敢于接纳他的家庭教会。奥运会前夕,他又被北京市国保大队软禁在家,连周末参加教会礼拜的自由也被粗暴地剥夺了。与之处境相似的信徒还有很多,比如上海著名的维权律师、基督徒郑恩宠,在出狱之后,依然被剥夺了去教堂参加敬拜的权利。他在争取主日去官方“三自会”控制的教堂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受到监视他的秘密警察的毒打,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痕。这样的社会,究竟有什么样的“和谐”可言呢?这样的社会,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信仰自由”呢?这些事实能够支持“中共当局对宗教信仰的政策改变了”的判断吗?
   王在庆、齐志勇和郑恩宠等备受逼迫的基督徒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大主教的注意。高高在上的大主教,更愿意与中国第四号人物、声名狼藉的“政协主席”贾庆林亲切会谈,而罔顾那些藉藉无名的主内弟兄姊妹的悲惨遭遇。这是什么原因呢?
   “欺软怕硬”的双重标准
   二零零三年,威廉姆斯正式就任第一百零四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位大主教在教会内部一直以直言不讳著称,明确表示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发表公开信批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伊拉克政策。他更因支持在教堂内的同性恋权利以及委任女性教士引起巨大争议。在国际恐怖主义肆虐的背景下,威廉姆斯在就职讲话中强调对不同做法的容忍的价值,并提醒不要把任何社会中的个别群体当作“替罪羊”。他还呼吁将伊斯兰律法的某些方面纳入英国法律,“有关结婚、离婚和金融交易的法律可以通过英国的立法来做出调整”。他说,应当允许穆斯林来决定某些法律纠纷究竟是交给世俗法庭还是伊斯兰法庭裁决。他的这番话引起英国舆论大哗。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说,威廉斯大主教的思想“糊涂而且有害”。首相布朗的发言人说:“首相相信,在英国,应当基于英国的价值观,使用英国的法律。”如此故作惊人之语的大主教,我很怀疑他究竟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作为圣公会的最高领袖,他居然服膺于此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观点——所谓“宽容”,是否意味着对恶的宽容呢?所谓“多元”,是否意味着将真理与谬误平等地视为多元中的一元呢?
   此次威廉姆斯博士的中国之行,再次表现出某些西方左派以及受到自由派神学影响的宗教界名人的双重标准。他们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一味强调尊重“弱势群体”的权益,严厉批评保守派的政策;而一旦进入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的势力范围,立即换上一副温文尔雅的笑脸,闭口不提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问题。他们暂时性地忘记了中共政权的本质——迄今为止,中共仍然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其意识形态根基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因此它必然将各种宗教信仰团体和个人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力量和应当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垃圾。中共不会真心诚意地实践和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宪法在其眼中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中共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何时真正尊重过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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