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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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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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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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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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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来源:观察
    曾特首在港台《香港家书》节目中指出,全国人大明确订出了普选的时间表,香港政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各党需摒弃昔日的意识形态之争,脚踏实地去为香港建设民主制度。以激烈行动去表达意见,对与中央沟通毫无帮助。“只有和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港人的意愿才能更加得到重视。”
   
   曾特首的呼吁看似娓娓动听,且以“家书”这一温馨的形势传达,让人想起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音乐家傅聪的《傅雷家书》,也让人联想到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是,不知他是否将自己看作香港民众的“父母官”,如果他是香港市民的“父母官”的话,那么北大人更是父母的父母,其级别乃是垂帘听政的祖父母。
   

   曾特首强调“沟通”,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沟通的前提是平等,是妥协,是互相尊重。那么谁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呢?恐怕作为中央钦定特首的曾先生本人,也不敢打包票说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吧?北京方面的决定,从来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曾特首只是一个地方官员,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惟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中央的差遣,根本没有提出建议乃至反对意见的可能。
   
   既然曾特首的地位不过如此而已,那些被北大人当作“眼中的梁木”的泛民主派人士,就更没有资格与中央沟通了。他们不是不想与中央沟通,陈方安生一当选立法会议员,便释放希望与中央沟通的善意,中央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亲北京的人士还在媒体上嘲笑说,你一个小小的特别行政区的议员,企图直接与中央沟通,简直狂妄之极。更多泛民主派议员和社会贤达,不仅被中央排斥在沟通的名单之外,甚至被取消回乡证件,多年不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曾特首以“激进”批评泛民主派人士,他却不知道,其实没有人天生便是“激进分子”,长毛等人的“激进行动”,乃是被北京当局逼出来的。比起中共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来,长毛穿上一件要求平反六四的T恤,何“激进”之有?
   
   二零零八年北京搜刮民脂民膏举办奥运会,主运动场“鸟巢”的设计者之一艾未未日前表示,当前中国在政治体制、环保、贪污、人权和教育等领域,正面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他对此感到痛恨。更让人痛恨的是,奥运会向全世界的友人敞开大门,却将包括香港泛民主人士在内的若干中国同胞阻隔在国门之外,这难道不是“量天朝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这难道不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的,他们的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凌辱与被凌辱。在此背景下,奢谈“沟通”,岂不是望梅止渴、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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