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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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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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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来源:观察
    曾特首在港台《香港家书》节目中指出,全国人大明确订出了普选的时间表,香港政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各党需摒弃昔日的意识形态之争,脚踏实地去为香港建设民主制度。以激烈行动去表达意见,对与中央沟通毫无帮助。“只有和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港人的意愿才能更加得到重视。”
   
   曾特首的呼吁看似娓娓动听,且以“家书”这一温馨的形势传达,让人想起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音乐家傅聪的《傅雷家书》,也让人联想到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是,不知他是否将自己看作香港民众的“父母官”,如果他是香港市民的“父母官”的话,那么北大人更是父母的父母,其级别乃是垂帘听政的祖父母。
   

   曾特首强调“沟通”,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沟通的前提是平等,是妥协,是互相尊重。那么谁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呢?恐怕作为中央钦定特首的曾先生本人,也不敢打包票说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吧?北京方面的决定,从来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曾特首只是一个地方官员,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惟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中央的差遣,根本没有提出建议乃至反对意见的可能。
   
   既然曾特首的地位不过如此而已,那些被北大人当作“眼中的梁木”的泛民主派人士,就更没有资格与中央沟通了。他们不是不想与中央沟通,陈方安生一当选立法会议员,便释放希望与中央沟通的善意,中央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亲北京的人士还在媒体上嘲笑说,你一个小小的特别行政区的议员,企图直接与中央沟通,简直狂妄之极。更多泛民主派议员和社会贤达,不仅被中央排斥在沟通的名单之外,甚至被取消回乡证件,多年不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曾特首以“激进”批评泛民主派人士,他却不知道,其实没有人天生便是“激进分子”,长毛等人的“激进行动”,乃是被北京当局逼出来的。比起中共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来,长毛穿上一件要求平反六四的T恤,何“激进”之有?
   
   二零零八年北京搜刮民脂民膏举办奥运会,主运动场“鸟巢”的设计者之一艾未未日前表示,当前中国在政治体制、环保、贪污、人权和教育等领域,正面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他对此感到痛恨。更让人痛恨的是,奥运会向全世界的友人敞开大门,却将包括香港泛民主人士在内的若干中国同胞阻隔在国门之外,这难道不是“量天朝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这难道不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的,他们的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凌辱与被凌辱。在此背景下,奢谈“沟通”,岂不是望梅止渴、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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