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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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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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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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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
   ——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亲爱的弟兄:
   你好。从你们那里回到北京已经一个月了。这次的乡村教会之行触发了我的许多感想,这些天来我一直在为此思考和祷告。愿我的这封信是在主里的美好的交通,虽然我的许多观点与弟兄及弟兄教会的诸多弟兄姊妹可能不一致,但我相信只要是在主里的交通,不是出于人的血气和仁义,这样的交通就一定会蒙主的美意,这样的交通就如同一群不配的罪人在爱里互相搀扶着走义路。
   此次能够来南方的教会参与大学生的福音培训工作,我把这次的经历看作是神奇妙的安排。正如我在路上对弟兄所说的那样,目前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到了一个发展和蜕变的“瓶颈”或“临界点”。如果说此前二十年在主的怜悯和保守下,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迅速发展,已经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那么此后十年间将是基督信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的关键时期。
   基督信仰怎么样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呢?神州大地怎么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蒙福的“神州”呢?这就需要中国的乡村教会、城市教会和知识分子基督徒三者共同的努力,将三股力量融合在一起,首先将教会自身坚固起来,然后再将福音传出教会,让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站在时代的中心,成为尘世之中的美好见证。因此,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基督徒能够来到中国乡村教会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你们的教会,我们之间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完善对真理的理解和追求,无疑是这一过程中颇有意义的步伐。我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教会的带领人、来自温州教会的晓斌弟兄告诉我说,你们的教会一般不会请外人的讲道,这次居然请你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并有一定“危险性”(在官方眼中)的“新生命”前去讲道,简直就是破天荒的事情,我想,除了神的应许,再也没有别的原因了。
   当然,这次我的讲道方式和内容,也许一些老弟兄不一定完全欣赏和认可。但是,我一直认为,不同的讲道者有不同的讲道方式。那种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讲道,固然现场效果很好,用老弟兄的话来说,就是“让听道者的灵起来了”;而我的讲道方式,比较倾向于温和平静,我认为真理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种讲道也许在现场不会让听众立刻激动不已,而显得“灵有些低沉”,但我相信许多真理的话语会像种子一样植入听众的心灵深处,在未来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因为神既然让我这个有些口吃的人也开始讲道,他必对听道者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
   我无意评价不同的讲道方式的好坏,因为神赐予我们如此丰富的世界,赐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获取真理的不同路径,每一种讲道方式都有其价值。我个人认为,你们教会需要更多地邀请外来的讲道者,邀请不同风格和方式的讲道者,而且不必强求邀请的每一个讲道者在每一个问题上的观点都一模一样。
   我更认为,不同的讲道者在若干神学问题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尤其是在面对大学生讲道的时候,让他们接触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视角,启发他们对不同的神学观点进行独立的思考、讨论和辨析,对于他们生命的成长而言,只会有益而无害。我们不能过度地担心他们会不会“偏离”真道,甚至因为这种担心,就固执地将我们自己已经狭窄化地领受和理解的圣经真理,当作颠扑不破的教条来传授给他们。这种作法是危险的,它容易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专制和信仰专制。当年,罗马教宗就是这样对待马丁•路德的。结果呢?神没有站在作为教会“基石”的彼得的“后裔”的教宗一边,而是站在了他那卑微的仆人马丁•路德一边。
   我尊重你们教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传统必有其合理性。但是,我又认为,传统也应当是“又真又活”的,传统不是教条,传统不是化石,传统不能一成不变,传统不是部队里的军规。如果你们教会未来的发展只是固守一地,那么恪守自己的传统,外面的教会当然不必对此有什么意见;但是,如果你们教会希望像温州教会那样,在未来若干年间成为向外地、向全国传播福音的基地,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确实从神那里获得了这样的启示和使命,那么我个人建议,就应当对自己的某些传统进行调整、发展和改进。
   我举一个细小的例子:这次我发现,你们教会中讲道人必须穿长袖衣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变更的教条和军规。那天,我发现好几位讲道人,包括弟兄的儿子在内,虽然穿着长袖,但讲到最后都将袖子卷了起来,甚至卷得比短袖的衣服还要短。如此,这样的教条便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规定。当然,那天我还是尊重你们的这种传统,换上了长袖衬衣。因为热心的弟兄已经替我买来了衬衣。更因为神告诉我说,这也是顺服的功课。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传统就是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们一切的言行都应当从圣经出发,而圣经中并没有规定每一个讲道人都必须穿长袖衬衣。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也是衣衫褴褛的。那么,如果我们根据此教条,即便是耶稣来了,我们也会把他赶下讲台的。
   那天,前面几位讲道人的一些观点,我不是十分同意,在这里特别想提出来讨论。马丁•路德说过,成为基督徒,成为光和盐,不是在封闭的修道院里,乃是在尘世之中。今天的大学生就生活在尘世之中,我们不可能让他们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有些讲道人竭力批评姊妹的穿着,批评得过头之后便将时装统统否定。他却不知道衣服除了遮蔽身体以外,也是美的表现,而这美是上帝赐予人类的。难道基督徒就必须排斥和咒骂美吗?
   有些讲道人甚至拒绝电视和电影,认为它们都是撒旦的工具。我在一些弟兄姊妹家中,确实没有看到电视机。这让我很吃惊。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美国有若干家专门传播福音的电视台,有几位著名的牧师在电视上传播福音,他们的影响力比那些明星和总统还要大。由此可见,电视也可以为神所用,它只是中性的管道而已。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单向度地拒绝之,而应当积极主动地将它拿过来传播福音。如果我们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不读报纸、不上网,我们就容易走向蒙昧主义,我们的信仰就容易变成迷信。我非常担心中国的乡村教会再度出现太平天国式的怪胎,再度出现洪秀全式的人物。这种的担心显然并不是多余的。这也是你们教会和所有中国的乡村教会都应当警惕的前车之鉴。
   那天的几场讲道,几位弟兄的观点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单方面强调基督徒与世界“分别开来”,却忽略了基督徒也应当像催化剂一样致力于改变世界的事业。基督徒就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当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如果基督徒都能活出基督的形象来,这个世界必然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正如《普世宣教手册》所说的那样:“战争止息,族恨消弭,政客诚信,环保展开,艾滋中止,贫穷减少;主耶稣基督教会的领袖虔敬,教会更新、复兴,有合一的异象,为差传总动员,准备迎接我们的‘头’。耶稣再来时,普世已福音化,得救的人数添满了!”
   这就涉及了基督徒和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我在一次祷告中曾经这样论及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我们虽然成了基督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可以过上一种一劳永逸的生活,相反我们会因为这种新的身份而遭致更多的诱惑、搅扰和逼迫,求神怜悯我们的愚昧和软弱,让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意识到我们基督徒的名分,让我们战胜一切的诱惑、搅扰和逼迫;我们虽然成了基督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灵性的道路上就可以守株待兔、无所作为,相反我们更应当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向着标竿直跑,求神赐予我们信心和勇气,让我们既做好天国的子民,又做好地上的公民,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里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耶稣教导信徒们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耶稣不是让我们躲藏起来偷偷摸摸地做基督徒,不是让我们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不义保持沉默。相反,耶稣告诉我们,盐丢弃在路上便失去了味道,而灯也不能藏在台下,公义必须去面对不公义。
   关于基督徒、尤其是清教徒与世界、社会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教会的历史。王志勇弟兄在《世界中的圣徒——清教徒、清教徒神学与威斯敏斯德会议简介》这篇神学论文中指出:历史上典型的清教徒,并不是宗教上的狂热分子和社会上的极端分子。假如他们是极端的狂热分子,往往很快就会被压制下去。但因为他们持守中道,是社会中的道德精英,因此在任何时期社会上都有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人。他们都是富有思想和良知,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坚忍不拔,热爱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他们既勤于思考,也勇于行动;既追求教义的纯正,更追求生活的敬虔;既尽心尽意热爱上帝,热爱真理,热爱教会,又真心真意尊重他人,改革教会,改良社会;既对上帝恩惠的福音有深刻的心灵经历,又对上帝公义的律法无比地心仪倾慕。在清教徒群体中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比如著名的清教徒神学三大“王子”欧文、巴克斯特、爱德华滋,他们不仅在基督教会中以敬虔和博学著称,即使在当今的世俗社会和学术界中也享有巨大的声誉。其中欧文还担任过英国牛津大学的校长,爱德华滋曾经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同时,清教徒注重公义和自由。尤其是个人良心的自由。不管是国王,还是教会,都不得辖制个人的良心。因此,清教徒既反对国王的专权,也反对主教的专权;既反对国家的专制,也反对教会的专制。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是神学家,也应当是政治家。清教徒的教育所要造就的不是抽象化神秘化的“敬虔”之人,而是有学识的人,有政治智慧的人。
   在清教徒所设计的课程中,法律和政治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教会和大学应当为社会培养富有正义精神的法官和政治人才。如果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不去关心公众之事,就会任凭那些邪恶之人横行霸道,独断专行。更为宝贵的是,清教徒神学家深入农村宣教牧会,很多著名的清教徒传道人几乎终生在偏远的乡村传道牧会。因此,历史学家指出:“若是没有清教主义,英国农民始终还在异教的黑暗之中。”
   在今天缺乏公义和自由的中国,尤其是深陷在“异教的黑暗”和“希律王的暴虐”之中的中国乡村,基督徒更应当成为公义和自由的代表。这是神把我们降生在这片号称“秦国”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美意。然而,我在你们教会听到的一些讲道,片面强调圣经中世界是属撒旦的这样的训导,却忽视了耶稣所说的光明照亮黑暗的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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