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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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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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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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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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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十月一日,据说是某伟大的政权建立的纪念日。在这个时刻,北京永远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像个精心打扮、即将出嫁的新娘。但是,就在这一天,我却得知了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消息:我的好朋友、著名维权律师、基督徒李和平,在两天前遭到了一群歹徒的绑架和毒打。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显然不是出于个人私怨,李和平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三十分,我下班从北京市朝阳区的办公楼里出来,在停车场里,被一群不明身份者用布袋套住头,塞进一辆无牌轿车里,随后被带到郊外的一处地下室中。在这里,几个人轮番对我进行毒打,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最受不了的是高压电棍的电击,我被打得满地乱滚。他们还继续带着惬意的笑容追打,殴打断续地进行了四五个小时。九月三十日凌晨一时,他们又将我蒙头,开两辆无牌轿车行驶很长一段时间将我放下,扬长而去。我发现自己身处小汤山附近的一处野树林子里。”后来,据李和平告诉朋友,打手强迫他脱光衣服,只剩下一条短裤,然后才对他实施毒打。
    打手们个个训练有素,目的也很明确。李和平在声明中写道:“等我回家查点了一下,我承办的曹东案件的申诉材料没有了,手机卡没有了,移动硬盘没有了,笔记本电脑被彻底格式化,连驱动程序都未能幸免。还有名片夹、纸质笔记本也没有了。”很明显,凶手们就是要阻止李和平参与某些人权案件。凶手与当局存在高度的默契——就在李和平被殴打前夕,北京国保方面的警察还找过他谈话,逼他离开北京,被他严词拒绝。他被绑架的时刻,正是负责监视他的警察恰好离开他的那几分钟。一个庞大的政权,是否因为害怕与一名弱小的律师当堂对证,就不得不使出如此下流的手段来呢?李和平透露,打手中的一个人公然宣称是北京国保大队的成员。尽管还缺乏其他证据确认,但人们有理由怀疑“国保”这一“党卫军”组织参与了此次事件的策划和实施。
   尽管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李和平仍然对参与人权案件的选择无怨无悔,并表示还将继续手上的案件。他尽了一名基督徒的本分,那就是为那些受冤屈的人声援,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同胞带去光明。他才是和谐社会的勇敢捍卫者。因为公义是和谐的基础,宽容是稳定的前提。
   同时,李和平也像耶稣所教导那样努力地去“爱你的仇敌”,他在这篇声明的结尾处写道:“我对这种公然践踏人权、蹂躏法治的行径,完全不认同。打人者威胁我不得在北京从事律师业务,必须带全家滚出北京。我心渴望法治,渴望社会和平进步。我在打人现场告诉他们,我不记恨他们,我仍然包括打我的人在内的所有的同胞——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李和平没有对法律失去信心,他对那些凶手并没有怨恨,仍然愿意去爱这些迷失本性的同胞。此前,他多次受到警察的骚扰和威胁,但他从来都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对待他们,而不像某些激进人士那样唾骂警察为“狗杂种”——他相信,警察也是人,也是上帝所造的人;警察不是狗,他们只不过是在为邪恶的权力轴心服务,失去了人本来的良善。但是,这种良善是可以被唤醒的,就如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的那个秘密警察一样——最后,他由监视者变成了保护者。所以,我们即便处在最艰难的时刻,都不能对人性失去信心。这也正是李和平的公开声明中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每一次由政府实施的暴力事件,不仅不能显示政府的权威,相反是政府对自身合法性的自我消解。此次李和平遭到毒打的事件,让所有人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北京,这是一座罪恶之城,而非和谐之城。此时此刻的北京,与纳粹时代的柏林和斯大林时代的莫斯科有根本的区别吗?此时此刻的北京,与圣经中描述的因败坏堕落而被上帝所毁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有本质的差异吗?如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所说,政府越来越像黑帮,黑帮越来越像政府。公义早已从掌权者的手上丧失,善良被蔑视,邪恶被鼓励,掌权者不再具有上帝所赐予的“惩恶扬善”的职分。
   李和平律师是一位上帝所爱的基督徒。二零零三年圣诞节前夕,他与我一同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中受洗归主。他受洗的过程颇具戏剧性:那一天的洗礼,由几个家庭教会联合举办,仅仅方舟教会便有八人受洗,其中就有李和平的妻子王姊妹。李和平本来是陪同妻子来参加受洗仪式的。等到事先报名受洗的人全都完成了洗礼,负责施洗的宋军牧师最后询问说:“还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愿意接受洗礼?”
   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和平激动地举手报名,大声地说:“我愿意!”于是,他走到台前,跪了下来,由牧师对其施行了点水礼。这是圣灵在李和平身上的工作,那一刻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进入到他的心中。他虽然没有读过多少圣经,虽然还不怎么明白圣经中完备的真理,但他凭着一颗单纯、诚实和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上帝也会喜悦这样的孩子的。
   此后,由于忙于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李和平并不固定来教会参加主日聚会,也没有参加周间的查经班。我经常打电话或发短信给他,请他尽量抽时间读经、祷告、聚会,这样才能与上帝同在。我也深信,上帝既然拣选了他,便永不丢弃他。这几年来,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事业蒸蒸日上,但他并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可以赚钱的案件,而对人权案件有很大的负担。这些人权案件几乎不可能带来丰厚的收入,有时甚至需要律师本人支付各种费用;更危险的是,接手这些人权案件,必然将自己置身于当局所不喜欢的律师的行列中,而对其他业务造成莫大的困扰。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因为参与起草一份中国人权问题报告,而被北京国保从家中带走,警察出示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传唤证。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闻讯之后,立即给李和平打电话,请他前来提供法律帮助。结果,李和平几乎同时与我妻子到达家中。律师到来得如此迅速,让留下来监视的秘密警察们大吃一惊。他们将李和平从我家中带走,威胁他不准介入此案件,否则将让他在北京一个案件也接不了。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第二天我便被释放回家。两天之后,我与妻子返回四川老家,李和平驱车前来送我们去机场,一路上有两辆特务的车辆跟踪,并不停地对我们拍摄。在此危难的时刻,最能见出真情。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恐惧,说一点也不害怕,那是自吹自擂的谎言;但是,凭着爱,凭着对上帝的公义的信心,我们可以战胜恐惧。
   这几年来,李和平参与了许多高度敏感的人权案件,如地下教会、法轮功、上访村、因言论获罪者等,都是他提供法律帮助的对象。当然,可以预料的是,这些案件大部分都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二零零五年,李和平与其他几位人权律师一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他告诉我,他计划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拓展开来、力量雄厚之后,专门设置两三个人权律师职位,他们不必为事务所挣钱,而由事务所支付薪水,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人权案件。他本人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构想,假如有几十家、几百家律师事务所都这样做,就会有更多律师参与到人权案件中,人权律师也不再有后顾之忧,从而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李和平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个贫寒之家,虽然到北京有许多年了,但一直没有改变其淳朴的农民本色。他曾经告诉我说,每当回到河南老家,看到那些深陷于贫苦之中的乡亲们,就为之而潸然泪下,恨不得将口袋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帮助他们。他个人的生活朴素而节俭,一家人住着一套两居室的狭小破旧的房子,他开的是一辆二手的捷达车,根本不像一个拥有几十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如今,律师这个职业在公众心目中形象并不好,有人开玩笑说,圣经中宣称,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那么律师进天堂大概比财主还要难。这种说法确实可以概括相当大一部分的律师。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眷顾和保守像李和平这样为公义而战的律师,这样的律师是上帝所爱的仆人。
   此次李和平被毒打事件,表明当局居然如此缺乏自信心、如此害怕正在崛起之中的人权律师群体。用黑社会手段来恐吓、干扰律师参与人权案件,近来已经多次发生,郑恩宠、滕彪、杨在新、李健强等律师都曾遭受人身伤害或被取消律师资格。但是,此次李和平被毒打,其恶劣程度却前所未有:参与殴打的人数最多、殴打的方式最残忍、计划安排得最周密、恐吓的方式最卑劣(直接恐吓说要伤害其妻子和孩子)。这也表明当局除了使用此类下作的手段外,已经在意识形态上、道义上和法律上都失去了“制高点”。
   对于这样一个一边步步退却,一边不时发癫狂的政权,需要有新的策略和方式来应对,正如丁子霖女士所说:“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但我们需要的是用文明来代替野蛮,是花大力气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遵守人类文明的准则。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努力。”李和平所从事的工作,也正是丁子霖所赞赏的工作——“那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维权个案的律师先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时也许不能成功,但至少他们在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化添砖加瓦。从根本上说,律师先生们的一个具体维权行动,对于民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要胜过一打漂亮的宣言。从长远看,一个缺乏对法的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它绝对跳不出中国王朝时代‘治与乱’的恶性循环。”在我看来,李和平的工作更是上帝所悦纳的工作,因为法律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信仰者捍卫其信仰自由的武器。法律能够帮助基督徒为信仰自由“打那美好的仗”。
   在年轻的一批人权律师中,李和平是实践经验丰富、温和而理性的佼佼者。他不主张其他人提出的政治抗争的策略,而坚持在法律渠道之内,通过一个个的案例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他相信信仰的力量,圣经中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又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二节)我们更要为李弟兄、王姊妹以及他们的孩子献上祷告,求上帝的杖和上帝的竿与他们同在,求上帝赐予他们勇气与智慧度过这受难的日子。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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