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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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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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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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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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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在北大学长、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关于沈元只有这样一段简单的介绍:“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迫害。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三十多岁。”

   沈元,对于今天的北大学子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只记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行走过一名同样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沈元,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文革结束三十年的时刻,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你呢?作为沈元昔日的“诤友”,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宋诒瑞女士编著了一本纪念关于沈元的纪念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这本书能够成为对死不瞑目的沈元的某种迟到的纪念吗?
   鲁迅曾为“三•一八”惨案中罹难的学生们写作了一篇题为《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文章,如今宋诒瑞女士将这本纪念文集命名为《难以纪念的纪念》。一篇文章和一本书,不约而同地彰显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在中国这个一贯注重历史并将历史提升到信仰层面的文明古国,纪念和记忆竟然是如此的困难。在北大校史和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沈元被迫处于缺席的状态,他不过是无数政治运动的死难者中的一位而已——虽然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者,最终却仍然无法摆脱被历史所隔离的命运。这就是先知的宿命。遗忘成了在这个国度里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你首先要蔑视生命的价值才可能以一种麻木的方式“活着”。对此,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的前言中指出:“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中记载死难者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沈元的发掘,不仅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个体的发掘,不仅是对其学术成就和价值立场的发掘,更是向“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回归与致敬。
   这本文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沈元的家人、老师、同学和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让读者窥见了沈元短暂的一生;第二部分是沈元生前给老师和友人的信件,其中展现了沈元从反右到文革期间的生活及思想片断,弥足珍贵;第三部分是目前收集到的几篇沈元的历史学论文,虽然受到时代的束缚,但沈元作为年轻学者的史学功底足以让人惊叹不已;第四部分是沈元研读《汉书》的读书笔记,从中可见其治学之严谨。这些文字和资料本身便已构成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九五七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大历史系。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目前学习生活相当紧张,每日六时二十分起床,十时半就寝,中间有十一个课时的上课或自修……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现在只能这样: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时间就白白浪费过去了。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环顾今日北大的校园里,有多少学子像这位学长这样勤奋地学习呢?北大独立精神的丧失与学分的败坏几乎是同步的。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私下翻译及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因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而被历史学家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其实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同一名单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是他的老师辈,他是其中最为年轻的“权威”。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沈元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承受着连续的批斗和陪斗,丧失了全部的人格尊严。一九六八年九月,沈元被捕,后来才披露出其被捕的原因为“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枪杀。
   为什么像沈元这样的一介书生,竟然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装扮成黑人、逃入外国使馆的这条不归路呢?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戏剧化、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如果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它足以让今天中国所有的行为艺术家们都瞠目结舌、并甘拜下风。我相信,沈元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其灵魂深处一定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沈元对中国的同胞、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充满深沉的爱,他在一封给老师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祖国的艺术的伟大特点,不仅在于其通体之雄伟壮丽,而且就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常人视为无关紧要的地方,都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巧夺天工地刻画着精致生动的花纹与图案。无论从大的或小的地方来看,我国的艺术思想是伟大无比的。我就这样体念: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正是这一种精神,在我们的学习上,就是要既能系统地全面地掌握一门知识的全貌,又要能够用具体的、细小的无数实际的知识来充实这个整体中的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要逼得沈元这位单纯的爱国者“背叛祖国”呢?
   当祖国成为自由的坟墓时,沈元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祖国——他果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不愿继续苟活下去,他心爱的学术事业已经戛然而止,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割裂、被破坏、被扭曲,他亲身体验了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在他所研究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荒谬的事件。
   杀害沈元的不是某一名官僚和警察,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杀人者中有你、有我、有他。正如耶稣不是死于彼拉多和罗马兵丁之手,而是死于“众人”之手一样,那种致沈元于死地的“臭气熏天的气味”,是我们“大家”共同制造的。学者刘再复在《面对高洁的亡灵》中写道:“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轻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在人人都宣称自己是“无辜者”的“后文革时代”,刘再复以罕见的真诚打破了“无物之阵”般的、厚厚的沉默,他从当年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反省、开始追问——“谁让沈元走投无路?谁让沈元安生不得、逃生无处?谁把沈元推向绝望的悬崖?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制造者之外,我们盲目的呐喊、盲目的讴歌、盲目的义愤、盲目的声讨、盲目的批判,难道没有责任吗?说‘受蒙蔽无罪’,在法律上也许部分可以成立(不是全部都能够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说得过去呢?受‘蒙蔽’下,我们内在的恶是何等丑陋啊!”那些文革的幸存者们,那些以知识、文化和思想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也是凶手、承认自己内在的恶是如此丑陋呢?
   据沈元的家属了解到的一点有限的资料,昔日的狱友们透露说,“在狱中他人缘可好了,自己病成那样,还把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吃”、“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文革结束以后,在黎澍的帮助下,沈元的母亲和姐姐终于拿到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沈元的学术生涯和思想生涯刚刚开始便结束了,他是一位至今仍然被埋葬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动情地说:“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文字,而且是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尽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者,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都失踪了,所以后人只能从头开始思考,从零开始思考。这就是中国当代的思想和学术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作为历史学家的沈元,曾经试图改变历史的书写方法,他纵身一跃跳进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他很快便招致了惨痛的灭顶之灾。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不仅是纪念,更是思考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是的,朱学勤的追问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追问:“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你追寻这串脚印,不由得迎风撒泪,青衫长湿,还要追问:难道思想史只能这样流淌?”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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