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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狼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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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
·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
· 李元龙 [刑事起诉书]
·关于李元龙采写报道及资助贫困生的情况简介
· 李元龙 [刑事判决书]
· 李元龙——[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我的惭愧和荣幸
·正反两个李元龙有感
·在夜郎被捕
·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蒙受耻辱
·侃侃杨利伟的"最高"党支部
·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冤上加冤的六天冤狱——出狱前后”系列之一
· 国安对我的特殊关照——“出狱前后”系列之二
·提前八九个小时,我被撵出了监狱
·“再就业”仅半天,我第二次失业
·连新任猴王也对“猴妃”悼念先王视而不见
·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且说夜“狼”归元“龙”
·别指望党报记者的良知
·爱如青山——李元龙案辩护散记(上)
·爱如青山——李元龙案件辩护散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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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审判被告的荒诞剧
·辱人者,必将自辱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我的申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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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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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好胜敬老院——反丁玲笔法,书狱中奇事
· 我的“蜕化变质”——兼作退团声明
·因为,我是一只弹簧
·若为爱情故……——我的狱中日记之一
·清明时节泪纷纷
·究竟谁在造谣、诽谤——我的申诉之五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前期病兆——我的狱中日记之二
·“无论怎样,我都等你回来” ——我的狱中日记之四
·祈祷声中,中秋节晴转阴雨 ——我的狱中日记之三
·令人费解的释放和监视居住——我的狱中日记之五
· 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我的申诉之六
·“买身契”成了卖身契——我的狱中日记之六
·写在5.12大地震的第五天
·我想把中国的“普金”们塞进地震废墟下面……
·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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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奥运会办成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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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螂之死
·“男女人”与民主集中制
·“神圣”的使命,何以只能做贼般地干? ——我的申诉之七
·不要再玷污蒋晓娟的母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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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如此"人咬狗"
·悲戚的“探监”——我的狱中日记之七
·我在狱中当“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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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党员如此“效忠”党
·6月4日,泣问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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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纪念六四20周年剪影
·朝圣石门坎
·假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底线的政权……
·围上“爱心颈巾”,我将招摇过市
·“跪谢警察年”折射出的警察特权思想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美国的月亮,它为什么比中国的圆?
·特务政治:催生反动思想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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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下)


   
   
   
   
    无钱六十逞英雄
    ——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下)
    李元龙
    “背到哪年算哪年,死在哪里算哪里”
   
    最让人感到凄惨的,莫过于那个腰也站不直,面色如久病之人的,我只知其姓郭的大背箩。
    2月16日那天,一见到这位目光浑浊,衣着肮脏的老年大背箩,我的心,立时就有了被刺蛰了一下的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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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这位老人得到一点收入,为了我的采访能够到位,也为了我的良心稍稍得到一点安慰,我让他给我背刚买好的蔬菜。蔬菜女摊主马上表示不赞成:“一般没人找他背东西的,他连走路也艰难,最好换一个人……”
    我连忙说:“今天的东西不算重,就让他背吧!”
    边装菜,边走路,边采访。
    问清楚他是朱昌“大发鸡”人之后,我问他姓什么。他很轻声地答了声“郭”。又问他的名字,不知是他听不清,还是有什么隐衷,抑或是这个社会让他深深地觉得他的名字完全不足为他人道,他的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我没有问到他的名字。
    当我问起这位看上去已经60好几的郭姓老人的老伴、子女等亲人情况时,我感到,我的问话触到了他的某根敏感而又深受创伤的神经。他的父亲早在他只有7岁时,就去世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自己太老实,年轻时,没有哪个“婆娘”肯嫁给他,因此,他也就没有什么子女可言。还是因为自己的穷极潦倒,好多年前,所有沾亲带故的人都不认他,不理他了,包括他唯一的亲姐姐。十七八年前,他老家破烂不堪的房屋也跨塌了。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别无生路的他背起大大沉沉的背箩,离开那个不留恋他,他也不留恋的山村,来到毕节城里,开始了他流浪加苦力的、万般艰辛的悲惨生涯。
    多年来,白天,他就在城里东漂西荡“背活路”;晚上,他就象只无家可归的猫狗一样,寻到一个略能躲避风雨,或是能够取点暖的店铺火旁,枕着他的大背箩歇息。收入之少得不能再少,当然让他视每晚1元的“背箩店”为奢侈。吃的,他也每天只敢吃两顿,每顿顶多吃三元钱的饭菜。这,还是背到活路,手上有钱时。否则,他就只能吃三五个馒头充饥,甚至饿着肚子找活干。今年的大年三十,白天,他不仅一如既往地没有在吃喝上多花一元钱,晚上,他也一如既往地蜷缩在房檐下、火塘边。
    问他有没有得到过到村里、乡里的什么五保补助,民政的困难救助,低保等,均回答两个字:没有。
    对他如此不堪的处境,我还是感到了不小的惊讶:我身边这个背了一背箩蔬菜岁的老人,他不仅是个典型的孤寡老人,还是一个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流浪老人啊!
    东西背到后,我先给他两元钱,然后告诉他,再到蔬菜摊主那里索取他们该给他的背箩费。仿佛我让他做的是亏心事似的,他嗫嚅到:不,不了,你拿了,就准数了。
    他更多的话,与其说是说给我听,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是在呓语更恰切:
    “光麻塌”——方言,一无所有——一样都没得,背到哪年算哪年,活得一天算一天;一样人都不得,没得哪个肯理我; 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在哪里算哪里!
    采访完毕,他茫然地往市场外面走去。
    回来吧,那边更没有你的活路!我只是在心里如此呼唤他,而不是用嘴。因为,我的心里还有一个声音在说:对他来说,什么地方都是路,也什么地方都不是路;什么地方都是他要寻觅的方向,也什么地方,都没有他寻觅的方向。
    自采访那天到2月25日,刚好十天,我没有再在桂花市场上见到过郭姓大背箩。我无从得知,他是到其他地方寻觅生机,还是怎么了。
    还好,26日上午,我又在市场上看到了郭姓大背箩,他正在给人背东西。这时,我买的都是一些摊主负责送货的东西,为了有一个理由给他点钱,我让他给我送那点货。也许是今天他的生意比较好吧,他的表情看起来比那天好多了。我再次试探着问他的姓名,他干脆地告诉了我:郭传能。
    我打电话到朱昌镇民政股问,郭传能是否真的无家可归了,他得到低保等困难补助没有。那边查清楚后告诉我,郭传能的确无儿无女,无家可归,但今年第一季度,他得到了175元的低保金。我说,他说他没有得啊。那边说,可能是他的姐姐代领去了。还补充说,他们找不到他。又说,因为郭传能只有59岁,所以,村里春节发给60岁以上老年人的困难物资,也没有发给他。
    也是自采访那天到今天,每次行走在桂花市场,我都要想起郭姓大背箩,想起他的自言自语,想起他那写满了晦暗,写满了悲观,写满了哀愁,写满了绝望的眼光和面部表情。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发问:郭姓大背箩和赵开云等的处境一样危险,只要坐下,只要解下背上的大背箩,或者说,有一天,他们耗光了身上最后的一点能量,再也承受不了大背箩加给他们的重负了,这就意味着加倍的寒冷,加倍的饥饿,甚至是加速的死亡。对于郭姓大背箩和赵开云等来说,最为寒彻透骨的,不是数十年以来最低的气温,而是数十年视他们如蝼蚁的社会,是身边天天视他们如草芥的几十万城里人。
    他们虽然还活着,他们的心,无疑早都僵死了。
    如果有一天,在某个屋檐下,在某个火炉边,或者在某个路坎下、水沟边看到一具冰冷、僵硬的,枕着或背着一个破烂大背箩的老人尸体,有人会知道他是谁,他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他是如何走到这里的吗?对于他生的艰难,死的悲惨,有人会感到一丝丝的不安和愧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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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蜂”的掠夺与刘天全的贫穷
   
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下)

    还有一个特别的老年大背箩,虽然我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但是,我对他仍然十分了解。写老年大背箩,不能不写他。
    他叫刘天全,毕节市何官屯鱼洞村人。
    要写刘天全,就得从两年多前,甚至三十年前写起。
    1978年9月,高中毕业的我来到当时的毕节县何官屯公社正在修建中的利民水库当知青。利民水库就建在现在的鱼洞村旁,我被安排到一户当地人家住下。住在这里的两个多月之中,我一直不知道房东家姓甚名谁。印象最深的,就是房东女主人成天都背着个婴孩,忙进忙出。那时,房东女主人只有20多岁,皮肤在农村人中好得出奇,白里透红,鲜嫩水灵,古代文人描绘的“吹弹得破”,一定就是她这样的好皮肤。
    当兵回来直到2005年被下到大牢之前,每隔个三年两年,我就要去趟利民水库,一是郊游放松放松,二是看看我知青时住过的老房屋,看看那虽然当年连名姓也不知道,但却终身也无法忘记的房东一家。
    虽然几乎每一次去打搅他们,我多少都要给他们一点钱,但仍然几乎是每去一回,我的内心都要沉重、难过一回,尤其是接近我入狱前的那几年。先是,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一个子女到外面打了一年工,最后连一分工钱也没有得到。接下来,是看到他们的一个儿子瘫痪在床,无钱医治,一家人唉声叹气,一筹莫展。为生活所逼,应该是上个世纪中晚期,接近知命之年的刘天全只好背上大背箩,到城里卖劳力来了。虽是壮年之人,但刘天全身体有病,干不了太重的活,他只好流连于桂花市场,为人背蔬菜。
    外面的世界一会儿“现代化”了,一会儿“小康”了,刘天全一家的日子并没有水涨船高,也现代化、也小康起来,恰好相反,他们那当年我住过的青瓦小木屋,越来越破旧,越来越腐朽了。女房东的面部,更是早都晦暗多皱,让人找不到当年一丝丝吹弹得破的痕迹。总之,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即使如此,更大的灾难,还在偷偷向他们一家袭来。
    2005年9月9日我被下到大牢十多天前的一天,在一个窄小巷口前的石阶上,我意外看到房东女主人坐在那里。我问她坐在那干什么,她说,他丈夫正在给人背东西,她等他呢。说着闲话,背完东西的刘天全过来了。两口子一交流眼色,表情立即凄怆起来,说,他们正想找我这个记者为他们,为他们那被人杀害了的小儿子“做主”呢。原来,他们家的小儿子因为恋爱纠纷,被人沉入水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去找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或要他们拿证据,或推推搪搪,就是迟迟破不了案。别无他法,他们想到了我,想找我给他们死马当作活马医。
    头一年春季,我和几个好友去他们家时,那小儿子正用综叶子蒙了头,追赶他们家分家的一窝蜜蜂。玩好吃好,骑上摩托都快驶出那个小小的村庄了,对面小路上飞奔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装了什么的塑料袋,望了我们边追边喊。我想,肯定是没有送成我们洋芋的女房东叫儿子送什么土特产给我呢。停下摩托等那小伙子跑过来一看,我的眼泪,如果不是怕难为情使劲克制着,就要被感动下来了。面部被蜜蜂蛰得红一块、肿一块的那个小伙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给我们送来的,是我们刚才在别人那里买来,然后在他们家加工吃剩下的斤把香椿。那点香椿,即使拿到城里,不过也就管个三几元钱吧。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却再也找不到他了?
    听了这一噩耗,我大吃一惊,也悲从心来:一个才二十多岁,活力四射,而又那么淳朴善良的小伙子,就以这样的悲惨、骇人听闻的方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
    明明知道自己帮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忙,但我怎能拒绝他们呢。我说,我会抽时间到派出所以采访的方式催促一下,促使他们尽快破案。再有,你们给我一份文字资料,我琢磨琢磨,看看还有其他更好的,为你们的儿子伸冤的方法没有。
    回到家后,义愤而又无奈的我想啊想:不是说勤劳致富吗?房东他们一家,哪一个不勤劳?但是,他们为什么日子却越过越差,越过越苦?我想起了御用文人杨朔的《荔枝蜜》,想起了数年前我写下的《三读荔枝蜜》,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草稿,加上个主标题《剥下“大黄蜂”的画皮》并将主题深化:明明是“大黄蜂”掠夺辛勤蜜蜂的财富,御用文人们却化腐朽为“神奇”,硬是说那是蜜蜂们心甘情愿的“奉献”。老房东一家,千千万万个老房东家之所以如此贫穷,如此艰辛,就是被肉食者及其雇佣的无耻文人用卑劣的手段配合美丽的谎言等等明偷暗抢去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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