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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西方/ 三、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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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是从传统儒家知识份子队伍里分出去的一支。他们以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後期的张謇等人为代表。

    这一派对中国并没有做多少实事,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在宣传方面。

    一八九八年,“立宪维新派”曾鼓动和支持光绪皇帝搞过一场“百日维新”。由於这场“变法”与宫廷的权力之争搅在一起而失败。当时皇宫里帝权与后权的冲突已经尖锐,本来不是“变法”的时机。这个时候搞变法,由於皇权并不巩固,皇帝在宫廷里没有人,成功的希望并不大。如果等到皇帝在宫廷里培植起帝党来再搞“变法”,情况当然会是另外一回事。而当时推动维新的人士都不是成熟的政治家,对宫廷政变式的变法缺乏技巧,只凭一腔热血去做,才会走出试图利用袁世凯去翦除荣禄这样的险棋,结果因小失大,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後,“立宪派”一部分人流亡到海外,一部份人留在国内。他们在国内国外都积极宣传他们的主张。

    “洋务派”与“立宪派”区别在哪里?

    “洋务派”与“立宪派”相比,它们都代表着传统的儒家路线,也都主张“学西方”。从传统政治路线出发,儒家知识份子在“学西方”的道路上产生了保守和激进之分。可以把当时推动“洋务”的曾、左、李、张等人看成是保守的,或者说现实主义的,康、梁等坚持要“变法维新”看成是理想的,或者说是激进的。

    现实主义的保守派与理想主义的激进派这两派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中国要学西方才有出路。所以,“洋务派”与“维新派”都同属中国近代史上“学西方”的派别。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只是,保守的“洋务派”不愿意变制度,只愿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激进的“维新派”却认为制度也要变。

    一句话,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中国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上。

    皇帝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皇帝”问题。然而,皇帝制度是儒学创造的,同属儒家知识份子的“洋务派”与“维新派”当然都不会去要求废除皇帝。但是,他们在对待皇帝的态度上却产生了区别。

    “洋务派”主张国内保持现状,集中精力对付列强。他们“学西方”,只想去学西方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技术。这种思想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们不讲“变法”,只讲“挽救时局”。

    而“立宪派”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所以他们要讲“变法维新”。他们并不要求废除皇帝,而是主张“君主立宪”。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学习日本与英国,在政治上逐步实现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

    出於这样一种政治追求,“立宪维新派”一反“洋务派”只看重西方国家机器枪炮厉害的思想方法,十分注重机器枪炮後面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制度。

    他们通过翻译,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以後形成的那一套比较浅薄的思想,如讲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以反宗教为能事的唯物主义、惟利是图的个人主义、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学说等等,从政治上的民主法治,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个人主义”等,一整套地介绍到中国。

    这种介绍是必要的,但也是不足的。这套思想对於了解西方文艺复兴後形成的新形势是很有必要的,但要通过这套思想来认识西方文化的价值,就明显地不够了。

    同时,他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清理。他们对其中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现象,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到社会中的家族制度,从儒家礼教到八股文都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

    这种清理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家天下”社会,其中的沉渣积淀很厚。原来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观念,都被死气沉沉的形式给窒息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需要一个彻底清洗的过程,其价值才能显现出来。

    “维新派”是试图借助西方文化的活力,重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一批人。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中国文化及其价值。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经改造就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维新派”致力於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工作。因而他们特别重视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在学术上亦颇有建树。他们一直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在对比中找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子。时至今日,人们重新开始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时,不得不去重读他们的著作,尽管这些对比研究在今天看起来,有一些还是半生不熟的。

    可以说,“立宪派”人士对西方的了解并不深入、透彻,他们一般仅局限於对西方文艺复兴以後形成的各种理性主义学说的评介,而这些思想对於比较了解中国文化价值的人来说,其价值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当时儒学在中国知识界保留得还较为完整,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把“立宪派”介绍进来的西方文艺复兴後形成的思想当成了绝对真理,所以当时对中西学的价值还能比较客观地去认识。

    一八九八年,“洋务派”的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一书。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权衡新旧”,“辟邪说”。他认为,“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这实际上是对立宪派的批评。他认为立宪派把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引到中国,造成“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最终要祸及整个中国。

    为了解决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今天看来还是对的。它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一种方式,也是自从中国人走上“学西方”的道路至今,所提出的各种口号中最完善的口号。它比起以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口号,其价值直至今天还在放光。

    但这个口号在那个时候提出来还太早。因为当时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还没有进行很透彻的整理和研究。说“中学为体”,为什么“中学”要“为体”?怎样才能“为体”?说“西学为用”,什麽是“西学”?怎麽“为用”?这些问题在当时实际上都是不清楚的。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西方文化对人类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神学和自然科学。宗教神学给人类带来了博爱精神、和平精神,以及精湛的音乐、绘画和雕塑等艺术,从而把人类的文明层次提高了;自然科学给人类带来了机器大生产,从而为人类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产品,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

    而在西方,这两大优势却处於势不两立、相互敌对的状态下。在它们的相互斗争中。自十八世纪以後,世俗的理性批判思想在西方占了上风,所以当时的中国人看西方,就只看到了占上风的一面,没有看到表面上处於劣势,而实际上却在骨子里主导着西方文明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的影响。这也暴露了中国人学西方的一大毛病,即喜欢去看那些表面上吵吵囔囔、叫得最响,而实际上价值不大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西方的“资本主义”现象,它实际上是西方建立机器大生产所需要的一种社会秩序,或者说是西方人建立世界市场秩序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努力与尝试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他们如何去计划生产,如何开拓市场,又如何及时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如何在争吵中相互妥协,如何去有计划地推动许多巨大的建设与事业等。它并不是一个如西方人自己所相信、所宣传的那样,是个人竞争,你死我活的社会。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里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大学的组织、社区的组织、政党的内部组织、公司的内部组织等等,我们都可以在基督教那里找到源头。西方人至今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还没有很好的总结。文艺复兴以後西方出现的那些学说思想,与其说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不如说是一些为资本主义的出现而鸣锣开道的舆论宣传。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用心去分清这种情况,就把西方人自己叫得最响的那些东西当做西方文化的精华而全部学来了。

    客观地说,从文明层次看,宗教神学对西方人的影响,直至今天都还是最基本的。在西方人那里,由於他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吵吵囔囔中,他们能在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中取一个合理的生活态度。直到今天,西方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是有宗教信仰的,而这丝毫不会妨碍他们去成为科学家,成为资本家。这一点中国人就不容易做到。

    西方基督教虽然很早就已经传到中国,但由於中国有儒学,因而基督教神学里所包含的关於宇宙真理、人的价值、家庭的价值在对比之下就表现不出来。所以神学虽然来得很早,但一直打不开中国的市场。历史发展到近代,当儒学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时,西方神学也只是在社会的下层获得了一些认同。比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就是下层的农民起义与基督教神学里的“天国”思想结合的典范。

    而自然科学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全新的。它对中国人的吸引力真是太大了。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一点儿不懂自然科学。现代已经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中国并不是没有自然科学的灵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种灵感还相当丰富。在中华文明里,中国人拥有着极具灵感的自然观。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里,中国人要获得现代科学技术所需要的各种灵感并不难,相反,现代自然科学至今还很难解释中国传统自然观里的许多认识。

    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指导生产的科学技术体系。这里面原因很多,而总的归结起来只是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一个具有自组织特性的“家天下”社会里,家庭经济体本身不对高生产率提出要求,所以中国的传统自然观也就不能转化为科技革命的灵感。

    这种情况是由小家庭经济体的特性造成的。这一生产方式要求其技术小而巧,实用性很强。比如说算账,发明一个算盘就足够用,因而就不再会去发明电脑。另外,家庭经济体这一生产方式必须是适合於最穷的人家也能组织生产的方式,所以它所需要的工具,其造价必须很低。传统的农具大多数农民自己就能生产,一些少量的铁器,农民通过用粮食交换,也能从铁匠那里换得。由於以上这些原因,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汉唐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以後一直改动不大,从而造成了中国今天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後。

    同时,也由於“家天下”社会的规定性,中国不会自发地产生民主制度。这是因为民主制度必须与国家权威相结合,而这种政治形式是不适应一个自组织社会的。

    中国人“学西方”,就是要学别人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如果不把那些不伦不类的政治问题扯进去,学西方搞工业化、学科学技术、社会组织技巧等等,这完全可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需要经过什麽“变法”及“革命”,自然就会成。

    上世纪“洋务派”引进西方大机器生产时,只是在开平矿务局所修的一小段铁路上,据说是为了避免顽固派的反对而不用机车牵引,用马在轨道上拉车。这件事成了被反复引用的历史笑谈。不过这只是一例,而且是非本质的,在以後修建的铁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总的情况是,中国老百姓对机器大生产是自然的接受了,尽管这些东西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也不知道如何去操纵。他们既没有对机器产生神秘感,也没有对机器产生反感,更没有出现过像西方机器生产初期,工人破坏机器,捣毁工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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