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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革命化’的春节——1967农历新年漫忆

   戊子年除夕,收看无线电视晚上六点半的新闻,浮想联翩。
   
    室外气温摄氏12度,房子里也凉飕飕的。尽管把门窗全关上,在靠近青衣海湾的某大厦十四楼,仍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毕竟年近七旬,今非昔比,好在前几天买了个特价的暖炉,便把它打开,放在沙发扶手上,顿时浑身舒坦。
   
    头条是年终花市,据说生意挺好。一位花店的营运经理对着镜头,喜形于色地称:七`八千元一盘的兰花,订购者大有人在。买花人比我慷慨多了,我买暖炉才花了不到一百元。特首似乎也不及他们豪气,昨晚电视新闻报导他逛花市,用388元买了一盘花。假如我是特首,至少掏出888元,以便做出表率,带动市民消费,推动本土经济发展。

   
    所谓“血浓于水”,港人对滞留广州的外地农民工,以及遭受雪灾的大陆同胞都至为关切。所幸广州火车站已恢复正常,连日苦候归心似箭的上百万旅客,已全部及时疏导完毕,相信绝大多数人均能如愿以偿地与家人团聚,一起迎接鼠年的来临。看到这个画面,从内心感到欣慰。
   
    相比之下,湖南郴州市民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尚未从停水停电的困境中完全解脱,只好在烛光中度过一个清冷的农历年。对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一般家庭而言,收看中央台的“春晚”---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是一年一度不可或缺的享受。但没有电,就无从谈起了。不过,无线采访组拍摄的那一家三口,似乎毫不在意。他们这顿团年饭,从以往的八个菜减为四个菜,依然喜笑颜开。饭后看不成电视,便围坐在小桌前打扑克度岁,看起来一样其乐融融。
   
    接着场景转回灯火辉煌五光十色的香港,身穿崭新中式服装的特首夫妇,站在粉红色的桃花旁边,笑容可掬地恭祝港人万事如意,家庭幸福。这个祝福,对于刚获假释回到香港的程翔,必然格外动心。他们夫妇已分离一千多天,至少有三个农历年不得团聚。猪去鼠来,总算交上好运,可喜可贺。
   
    我不禁联想起郴州那户人家,他们此刻过的显然不那么如意,但家庭倒还够得上幸福。起码比那些千里迢迢离乡别井,外出上访的民众,那些失地的农民和因拆迁而无处栖身者,境况好得多了。
   
    说起千里迢迢离乡别井,思绪很自然地飘到万里之外的西北边陲,顷刻间身子恍惚穿过时光隧道,回到四十一年前。那个“革命化”的春节,可谓刻骨铭心!
   
    记得那年除夕,我所在的下野地四场党委和场机关早已瘫痪,由一个名为“红色战士造反联合总部”(“联总”)的组织发号施令。为了标榜“革命造反精神”,“联总”通知各农业连队,要“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春节一律不休息,照常战天斗地`拉沙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我们十队属于新生职工单位,基本上由劳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组成,所以叫“队”而不叫“连”。接到通知后,队部二话不说,遵照执行。
   
    那正处学大寨的年头,春夏秋三季,大体实行“大礼拜”,即十天一休息,平时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如果农忙突击,二十天才能休息一天。冬天才是七天一休息。所以,国务院规定的春节休假三天,无论干部职工,无不引颈以待。这一搞“革命化”,没想了。
   
    所以,2月8日收工时,大家都没精打采的。一些已婚职工,本打算晚上包饺子,以便次日大年初一,高高兴兴地吃一顿。而伙房原也计划停伙三天,把面粉`猪肉`韭菜等,按定量发售给大家(一律用饭票`菜票购买,不收现金和粮票)。这么一来,只好改变计划。单身职工(俗称“单干户”)照常到伙房打饭;已婚者悉听尊便,可以打饭,也可提前领取定量的面粉和肉,回家自行做饭。不过,午饭跟往常一样,是由伙房送到冰天雪地的拉沙工地吃的。这工地离驻地3公里以上,步行得20多分钟。骑自行车当然快多了,可当时那叫“有车阶级”,在大田干活的人很少骑车上班的。
   
    由于我的右手1月初就在户外冻伤了,经队上卫生员证明获准改在室内工作,干的是削柳树条子,供编筐子之用。这天下班后,打了份除夕特别供应的肉菜,买了两个白面馒头,端回集体宿舍,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这对我来说,已是难得的节日美餐。因为,第一,平日是吃不上肉的,通常十天才能开一次荤(猪`羊肉居多,牛肉极少;且杂碎也算肉);第二,按规定,面粉中细粮(白面,即小麦磨的面粉)只占20%,粗粮(玉米`高粱面)占80%。以每天三顿,每顿两个馒头计算,一天连一个半白面馒头都摊不上。当时我的粮食定量每月36市斤,1斤面粉蒸五个馒头。
   
    吃罢晚饭,也就七点钟左右。离十点就寝还有三个钟头。队里没电,集体宿舍点的是自制的“石油灯”,以旧墨水瓶装上石油(即香港人说的“火水”),放入灯芯而成。烟很大,在灯旁看书,鼻子薰得黑黑的。香港的“火水灯”,新疆称“罩子灯”,因有玻璃罩子而得名。用的人不多。
   
    此前,我曾请在京的哥哥,给我买过一部半导体收音机。邮寄来之后,只听过两次,就转让给队上一位干部了。这是因为一,我总不能带着它上班,放在集体宿舍又怕被盗;二,如被诬告说我偷听“苏修”或别的“敌台”(美`日`香港电台均在内),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于是,1967年2月8日的除夕夜,我就这样在集体宿舍的窑洞里,在看书中度过。那是同宿舍一位湖南青年借给我的,《解放军报》编辑部编,谈写作的书。有毛`鲁迅的文章,印象中看得津津有味。
   
    翌晨六点就被起床钟弄醒了。六点半去打早饭,天还黑沉沉的。但通往食堂的小路很好认:两边都是厚厚的积雪,脚下灰色的便是路。进了食堂黑糊糊冷冰冰的大房子,两个打饭窗口只有一个半开着,露出马灯(风雨灯)黄澄澄的光。往日打饭要排队,一个接一个的,所以两个窗口全开。今天不同,来的人稀稀落落。炊事员干脆躲在半开的窗后避风。
   
    打完饭往回走,跟来时一样,路上没见几个人影。虽说是大年初一,却全无过年气氛。没见门口贴春联的,大概因为太冷,土房子墙上冻得凹凸不平,根本粘不住。也没人放鞭炮,零下20几度,小孩都在暖烘烘的房子里睡懒觉,谁会那么早出来挨冻?
   
    七点钟我准时到工房上班。路上碰见值班的分队长,他拿着铁皮做的广播筒,大声喊着:“上工喽!”但没见什么人出来。
   
    又过了半小时,天色渐亮,我把工房里的灯熄了,跟我一起削柳条的一位老汉才慢腾腾地进来。他跟编筐子的两名工匠笑着说:‘饺子吃过了吗?’他们三人都是“新生职工”,这工房兼做工匠的住房。我进屋时,他们还没下饺子呢。
   
    ‘今天这么冷,队长他们去场部游行,还不如去拉沙。’
   
    一位工匠没回答老汉的话,却蹦出这么一句。
   
    我这才记起,昨天听说“造反”组织“勒令”全场队以上干部,集中到场部游行,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示众”。我们的队长`指导员和副队长,都是“九。二五起义”的国军士兵,即1949年9月25日随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起义”的。造反派认为他们不可靠,要夺他们的权。但在我们队,暂时仍无变动。原籍陕西的副指导员,虽属“子弟兵”出身,即49年10月之后入疆的正牌解放军,依然安于其副手的地位。
   
    当天拉沙工地收工较平时早,听同住的湖南青年回来说,连转业军人出身的分队长也提不起劲。整个工地一片死气沉沉。许多人晚了一个多小时上工。那几个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平日一边拉着几百公斤的沙子,一边大声念着毛语录。这天都不吭声,只埋头干活。
   
    据说队部晚上开会分析了情况,研究了对策,最后决定,这几天只要不旷工就行。
   
    依以往的规矩,春节假期之后要“开门红”,休息三天完了,第四天上班得“放卫星”,一天至少要顶一天半的工效。但这次到年初八都没回过劲来。而那三天“革命化的春节”,拉的沙子加起来还没有往日一天干得多。
   
    但也有例外,那就是身为“摘帽右派”的我,因为头上顶着达摩克里斯的剑,一天也没敢偷懒。我总觉得,自己的地位在新生职工之下。如不规规矩矩,势必罪加一等。而那些劳改释放犯则不然,他们的出身成分大多较好,兼且没有文化,当局并不视之为心腹大患。何况,“法不罚众”,队上一大半是新生职工以及其子女,偶尔集体怠工算不了什么。
   
    如今思之,对于自己当年的书生气,颇感后悔莫及!
   
    (08-2-7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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