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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郭茅,巴老曹’小议

    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陆流行的当代中国文学大师排名榜前六位。1995年9月,预告即将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对上述‘座次’(借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的词语)有所更动,鲁仍居首,余则不然,对此下面另议。
   
    先讲稳坐第一把交椅的鲁迅。他生于1881年,论年龄比紧随其后的郭大11岁,后面诸位更比他小一轮以上。论德高望重,亦似无人能及。故其于当代中国文坛领袖群伦,应无争议。近年有争论的,倒是另一个话题:反右了鲁迅会怎么样?
   
    事缘新世纪之初,鲁迅独生子周海婴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提到1957年夏毛在上海会见文化人,罗稷南向他提出上述问题,毛答曰: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

   
    对此,罗孚在其新作中评论道:
   
    毛泽东这话使人震撼。鲁迅是他尊之为圣人的人,这话却把鲁迅说成不是不识好歹之徒就是不敢坚持真理的懦夫,否定了自己对鲁迅的尊敬。
   
    这同时还反映出来,他对鲁迅的赞词其实是假的,即使受尊敬如鲁迅,也不许讲‘不识大体’的真话。而一般人就更不要有什么言论自由了。连鲁迅都不免于右派灭顶之灾,连‘圣人’都难免不成为囚徒,这阳谋就真是太可怕了。(罗孚《文苑缤纷》,天地图书,2007年,12页)
   
    50年前的反右属毛的阴谋还是‘阳谋’,迄无定论,兹不置评。倒是罗孚所揭示的:不许讲‘不识大体’的真话,值得深思。这个‘不许’的反面,倘以肯定句式表述,即‘要听话’之意。什么叫识大体,最简洁的回答莫过于:听党的话,或浓缩为‘听话’二字。其最高典范,便是据说连美国西点军校都对之深为敬佩的雷锋。
   
    这里不妨回顾一件40多年前的往事。话说1963年5月,伟大领袖御笔一挥:‘向雷锋同志学习’。金口玉言,全国凛遵执行。然而,学雷锋,学什么呢?领袖的亲密战友,除陈云养病久已不问政事外,其他全体出动,一一题词,解读圣意。
   
    少奇同志曰: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小平同志说:谁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谁就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学习和生活(大意)。刘`邓异曲同工,着眼点在雷锋助人为乐,即所谓‘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精神。说老实话,这也是雷锋最为人称道之处,或曰其最耀眼的亮点。
   
    敬爱的周总理以务实精细著名。他列举出雷锋精神的‘方方面面’: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尔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真是具体而微,滴水不漏。尽管‘公尔忘私’似乎比领袖提倡的‘大公无私’境界略低(少奇同志《论修养》只提‘先公后私’,又等而下之了),但已看似无懈可击了。
   
    否!刘`周`邓都未能领悟‘今上’之真正用意。唯有‘接班人是俊杰’(借‘郭老’词一用),林彪同志写道:
   
    学习雷锋同志,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两年后,将要荣升副统帅的‘育容’(林彪字),更将此补充完整,为再版的《毛主席语录》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四句话概括起来,无非就是‘听话’两个字。
   
    由此想到,篇首排名榜的老六曹禺,90年代初去世前,回首后半生即1949年后,再无好作品面世。为此后悔莫及地长叹曰:我太听话了!时为全国文联主席的曹,总算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了句大实话。
   
    如果说,曹禺‘太听话’,可能包含不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因素,那么,名列次席的‘郭老’,就是自觉自愿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了。这‘驯服工具’论,源于刘少奇《论修养》的精神。但自从号召学雷锋,其日记中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不胫而走,‘驯服工具’与‘螺丝钉’成了同义词。再经林彪画龙点睛,‘党’与‘毛’也划了等号。于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的六亿人,都要听毛这个万岁爷的话。而‘郭老’便是首席御用文人。其作品之不堪,也就顺理成章了。
   
    相比之下,身为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可以说保持了知识人的良知,基本上并无随波逐流,留下为人诟病的文字。
   
    印象中,50年代前期读过他的《谈谈水浒人物和结构》,那是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一篇文学评论。文中对林冲`杨志和鲁智深作了精辟的分析,结语称对林冲‘哀其不幸,怨其不争’(大意,也许记忆有误);‘对于杨志,同情其遭遇而鄙弃其为人;对于鲁智深,则除了赞叹,别无可言。’堪称入木三分。再就是60年代初的《谈谈最近的短篇小说》,重点在称道茹志鹃的《野百合花》,还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文字优美,鞭辟入里。
   
    此外,他也评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商洛壮歌》:
   
    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鲲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余,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不多,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则为结束本单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
   
    散文般字字珠玑,解读之余,给人以美的享受。以上评论,分别见于50至60年代初。
   
    若论与毛相知之早和深,文化人中无人超过‘茅公’。20年代中期,毛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时(部长汪精卫长期不到任),时名沈雁冰的茅盾便是他手下唯一的干事。另有一位办事员。就三个人撑起整个宣传部的摊子,有时杨开慧还得帮上一把。毛较沈(茅)年长五岁。彼此合作共事愉快。但27年沈脱党后,与毛渐行渐远。
   
    中共建政后,沈出任首任文化部长,实际有职无权。故整风鸣放时他对此颇有微言(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册,明报出版社,2004年),但讲得很有分寸。大概以他对毛的了解,无论于其阴谋或‘阳谋’,均早存戒心。到64年左右文艺界整风之际,连周扬都失宠了,沈的部长自然也当不下去了。
   
    文革之初,竟调南京军区政委肖望东中将出任文化部长,茅公大概庆幸自己早已脱身吧。由此亦可见,他不是毛心目中‘听话’的人。而他17年中没有任何作品,也就减少了许多麻烦。虽然根据其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列为江青点名批判的‘毒草’,但主要靶子是‘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加上属其旧作,相对而言没什么不得了。
   
    至于巴金和老舍,应当说都是竭其所能为‘新中国’效力的。尤其老舍,从因《龙须沟》的成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起,一直努力不懈。但除了《茶馆》与《四世同堂》外,其余新作均属吃力不讨好。而《茶馆》和《四世同堂》,并非当局提倡的‘主旋律’类型,并无工农兵的高大形象。它们反映的是老舍所熟悉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自晚清至民国时期都市的一个侧面。但却扣动了读者与观众的心弦,其中《茶馆》连西方世界的德国人也为之鼓掌喝彩。从根本上来说,这两部剧作都跟‘听话’南辕北辙。
   
    韩战时期的巴金亲临朝鲜半岛,深入到前沿阵地的坑道里,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采写‘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事迹。如此奋不顾身,可谓听话矣。但志愿军战士到底不同于觉新`觉慧型的青年,他力不从心。直到80年代‘新时期’到来,胡耀邦`赵紫阳的宽松开明,才使他的笔摆脱了以往重重的羁绊,《随感录》喷涌而出。这是发自胸腔之内的呐喊,而且真正与大众心有灵犀,自可传世,无需任何人的推介,更不必由官方颁赠什么奖项。它所揭橥的‘讲真话’与‘听话’完全背道而驰。可是,面对这样一位耋耄之年的文坛耆宿,当局也无可奈何。
   
    回过头来讲30年代的鲁迅。虽然他自称遵奉‘前驱者的将令’,但早有研究者指出,他不是没有主见,轻易听话的那种人。(曹聚仁《鲁迅评传》)毛自己也说鲁迅‘没有任何奴颜和媚骨’。
   
    所以,这六位名列前茅的大师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听话’不可取,求真不可弃。
   
    最后,说一下文章开头提到的新座次。小说家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居第七。此排名榜主要争议在金庸。说来话长,且待下回分解。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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