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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文集
·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悼念林昭殉难40周年
·我说故我在/我做故我在——有感于齐家贞悼父文
·黎智英的男儿泪
·要求自由民主是中共优良传统吗?
·“所有的狗都应当吠”——有感于对康生遗孀曹轶欧的访谈
·“你懂历史吗?是谁给你粮食?”——致来港愤青
·谁是马克思主义者?——戳穿毛言必称马克思的骗局
·徒有虚名的“马列主义”——剖析一个虚假的理论
·57反右是毛走向独裁的分水岭?——与章立凡先生商榷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8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一瞥
·“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的命运
·请勿中伤胡耀邦
·康生为何先毛而得“善终”?
·责无旁贷与逆耳忠言——对四川大地震的思考
·摒弃“阴谋论” 人命大于天——有感于对四川地震的评论
·“这是为什么?”——六问温家宝总理
·错过时机 前景堪虞——胡温救灾的失误与隐忧
·救灾岂容有空白?——汶川大地震的一个盲点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写在全国哀悼日
·就是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驳孙力舟似是而非的谬论
·北京当局应给灾民一个“说法”——汶川地震预报与震级的疑问
·信任之余 毋忘监督——谈港人对北京当局态度的变化
·救灾采访不设限是可喜的突破
·“猫论”指导好得很——“群策群防”“土洋结合”防地震
·“非重灾区”、“豆腐渣”及其他——对救灾的几点思考
·多难未必兴邦 自强方为首务——谈对灾区学童的心理辅导
·不宜“借军方监控重建”——再与崔少明先生商榷
·对灾区少年请慎言——与崔少明先生商榷
·交流信息 人命关天——唐山地震“漏报”的思考
·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从冉广岐说开去
·以生命的名义要求什么?——看四川抗震救灾文艺晚会有感
·是生命凯歌,不是自我中心——两位幸存者的启示
·她不是祥林嫂——有感于孙国芬寻儿
·刘小桦为何不能与父母团聚?——再谈“以生命的名义”
·应急预案急需改革——谈大陆救灾体制的弊端
·灾区煤矿何以罕有伤亡报导?——解开短临预报之谜
·“人民军队忠于党?”——六四与地震随想
·吁请媒体关注陕甘及四川非重灾区
·震后四个“念念不忘”
·范美忠应予开除吗?——兼谈地震中的人性
·余秋雨居心叵测
·余秋雨“泪”从何来?
·如此“理性真诚”的“大局观”
·余震仍在继续 岂可轻言“胜利”
·谈“胜利”与求“稳定”的背后——“5.12”地震一月感言
·和余秋雨结伴做鬼去吧!——斥无良文人王兆山
·无可救药的余秋雨
·余秋雨的“人性”——再评《感谢灾区朋友》
·余秋雨岂可与郭沫若相提并论?
·勇气可嘉 论点成疑——评《我挺余秋雨》
·《关于奥运圣火传递的紧急通知》(拟《中共中央文件》)
·假传“圣旨”与圣火传递——解读《拟〈中共中央文件〉》
·“警姑”反哺面面观
·不能让范美忠“好好活下去”吗?
·西藏的骚乱和毛的哲学
·悼念陆铿先生
·“国家插手”处理豆腐渣校舍问题合适吗?
·韩战“胜利”是毛“光辉的顶峰”?
·自命“伟光正” 岂能“不崇高”——有感于王旭明言论
·愚不可及 赌徒心理——评毛的韩战决策
·灾区政府应立即停止宴客
·“祝你俩手拉手白头到老!”---致吴雪女士(范美忠妻子)的公开信
·从各方新闻看瓮安事件
·请勿苛责与教训瓮安民众
·瓮安事件定性藏玄机
·“西南的春雷”、“全国之最”及其他
·草木皆兵却为何
·奥运金牌就是一切?---从中国体育“三座丰碑”说起
·何须为此费唇舌?——有感于梁国雄被拒发回乡证
·拒绝对话是为何?
·大陆同胞失去义愤了吗?
·“小惠未遍,民弗从也”——有感于习近平访港
·从“停止”到“不支持”——评北京的西藏问题政策
·鲜为人知的“高尔基”—痛苦
·旷代文豪的“生荣死哀”——再谈高尔基
·斯毛反智异同论——读《历史的喘息》有感
·软实力与文化素质---从哈金的创作心得说起
·沈从文的EQ
·剪不断,理还乱——漫议半个多世纪的苏俄文学情意结
·“5.12”死难学生家长亟待持续声援
·“史无前例”的北京奥运
·穿上龙袍还是不像太子——有感于“史上最牛翻译”
·杨佳、不平、《水浒传》
·戈培尔式的“阴”伎俩——---评大陆国家地震局的“假语村言”
·“警姑”、“军叔”及其他
·官了,民不了——有感于“地震抢险告一段落”
·实事求是地看待大陆中国——有感于德国学者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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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忍 孰不可忍——评港记者遭大陆公安殴打扣查
·有“个人”才有真文学——听哈金讲演有感
·丹青妙笔写心声——名画家陈丹青演讲侧记
·你为谁写作?
·也谈“排队”
·罗瑞卿因何失宠?
·中国特色的“采访自由”
·最古老与最时新的职业
·笑容可掬的胡锦涛
·采访自由亟需落实
·姿态诚可嘉 关键在落实
·观京奥开幕式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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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无非求名利

    昨谈钱伟长`费孝通等左转的“右派”,意犹未尽,拟试析其心路历程。
   
    话说将近十七年前的90年代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笔者曾与访港的一位“钱校长”,在当时的启德机场共饮下午茶。这位“钱校长”,便是赫赫有名的钱伟长教授,时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我是跟随“老板”对他这样称呼的。但此次看网上资料,谓钱于83-87年出任该校校长,使我顿生疑惑。经搜寻传媒报导,确认“老板”无误,网上资料不确。
   
    之所以首先从称呼说起,乃基于中国人重视“名正言顺”。钱虽以力学和应用数学驰名于业界,但其实他在中文方面造诣亦甚高,可能受其叔父`国学大师钱穆影响之故吧。所以,对关系“正名”的称呼一事,钱绝对不会掉以轻心。

   
    当日我赶到候机大厅时,钱夫妇已先抵达。面对一位心仪已久的大科学家,我自然毕恭毕敬。而他的态度也很随和,给我平易近人的感觉。得知我同属57另册中人,其话语更显得亲切。他说我能回到香港工作,算是运气较好的一个;他的学生至今还有留在北大荒的,那处境就差得远了。我肃然聆听,似乎没有问他的学生有无向他求助,或他是否能伸出援手拉他们一把。
   
    接着,不知怎的,他忽然主动提到,海外有人批评他无所作为,认为他在推动大陆民主事业方面,不能向当局大胆建言,据理力争,有负民望。对此,他颇为激动地辩解称:有些话是此刻说不得的,这是现实,必须正视。如果按照外面那些论者所言那样做,则自己势必无法留在目前的位置。那样的话,以后将会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了,或者说,可能再也别无他人可以(在建制内)说话了。
   
    讲到这里,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姓杨的副秘书长来了。差不多同时,霍英东的两位公子也联袂而至。他们都恭谨地向钱氏伉俪致候。
   
    钱随口向杨说了句:你也今天动身去开(全国政协的)会?杨答称:我是例行公事,坐在底下听钱老在主席台上作报告。
   
    钱又转向霍公子问道:“你们二位陪令尊到北京?”霍回话道:“父亲年纪大了,由我们陪他去好一点。”
   
    这时,霍英东挂全国政协常委衔,杨是委员。一个乃香港顶级富豪,一个贵为中共驻港高层人员,但政治地位均在钱之下。所以,如同众星拱月般,霍公子与杨无不对钱尊敬有加。
   
    回想起这件往事,联系“六六六”事件中钱的发言,深感其左转,不为无因。
   
    “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钱57年6月6日说的这句话,无疑反映出其心声。出身于贫苦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的他,艰苦奋斗20年,虽然名成利就,但与其学识才干相比,应说要求“更上一层楼”毫不过分。但在其学生蒋南翔等“一二九”学运领袖管辖下,即使学问再多,名气再大,也难望有出头超越这些“延安干部”的一天。
   
    好不容易在深渊中熬了近30年,8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候,当局需要一批具影响力的老知识分子为其所用之际,钱自然不会错过机遇。他看准时机,亮相露脸,以求一己的最佳出路。果然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他既可以大展宏图,发挥固有的优势,施展本身的才干;又能够青云直上,身居要职,大体享有《聊斋》所描绘的“官威”:“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 。例如,上述机场的一幕,就很能满足当事者的虚荣心。
   
    因此,钱之放弃几十年前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转而与当局合作,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归根结底,愿意为某种专门利人的崇高信念牺牲自己,或者说像耶稣似的背十字架的人,只是极少数。从这个意义上,对钱大可不必过多的指责。笔者自问,处于类似钱的境况,恐怕也不见得一定比他高尚很多。
   
    至于费孝通,家庭条件异于钱伟长,故其奋发努力所含的翻身欲望,相对较弱。成名后对出路的考虑也有别于钱。鸣放时期,他“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他认为,“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也就是说,民主与公平的观念促使他对当局不满,但其本身的名利要求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他感到“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这应是他作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切身感受。
   
    沧桑巨变,拨乱反正。费得以步步登高,出任民盟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以非党知识分子而言,说得上位极人臣。虽然他肯定知道,“太黑暗”的事多得很,比57年有增无减。但以其所处的位置,在他面前不会有“党团员作威作福”。并且他终于明白,事实上他一直“在吃共产党的饭”,这是他不可能改变的那个“制度造成的”。于是,他也“识迷途而知返”,努力与当局“保持一致”。我甚至猜想,他可能早已彻底改变了当日信誓旦旦的“不参加共产党”的“态度”,只是由于中共权衡利弊而婉拒其入党要求罢了。
   
    临末,就上述钱自明心迹的话,联想起鲁迅有过类似的说法。那是“左联五烈士”30年代牺牲后,鲁悲愤之余奋笔写下一篇《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与前驱者的血》,请史沫特黎转发海外。史称这样做对鲁可能构成危险,鲁答称:中国总得有人说话!可见,鲁迅为了替国人说话,置自己的生命安全于度外。而钱则大异其趣。他首先顾全的是自己的官位,为此绝对不说触犯当局的话。
   
    最后,对名利需做一些说明。正常社会中,求名求利,公平竞争,只要不是损人利己,均无可指责,应不涉个人操守。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由于当局以名利为诱饵,名利与操守往往发生矛盾,难以两全。即所谓“时穷节乃见”。对此,林则徐曾慨叹:“青史凭谁定是非”,实际上,公道自在人心。不必需要像钱`费这样的大学者才能作出判断。俗语云:“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便是这个意思吧。
   
    (0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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