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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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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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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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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便意味着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站起来便意味着自由
   ——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二零零八年二月七日,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一个简朴而感人的颁奖仪式——美南浸信会将二零零七年度的“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授予多年来矢志不渝地帮助中国大陆基督徒捍卫和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傅希秋牧师。该奖项由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派、拥有一千八百万信众的美南浸信会设立。命名者约翰•李兰德是十八世纪的一位浸信会牧师,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的关键人物。该奖项每年授予一名为宗教信仰自由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上一年度颁发给了美国总统布什。
   颁奖典礼由美南浸信会副主席、伦理及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兰德和国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法兰克斯共同主持,美国国务院官员、白宫安全委员会官员、华府的许多智库、人权组织及媒体共五十余人出席。我有幸以嘉宾的身份参与了颁奖典礼,作为傅牧师的老朋友,也作为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一名成员,我对傅牧师的获奖感到由衷地高兴,正如傅牧师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所说:“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和鼓舞,对中国成千上万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各个阶层的人士,我想也都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这个奖项不仅仅是颁发给傅希秋一个人的,乃是颁发给中国国内数千万在压迫之下的基督徒的,尤其是颁发给数千名深陷黑牢之中、为义受苦的基督徒的。世界没有忘记那些与黑暗抗争的基督徒,没有忘记他们的哀哭与鲜血,没有忘记他们的祷告与呐喊。
   兰德牧师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神学家之一,他在介绍对华援助协会的成绩时,高度赞扬了傅牧师冒着生命危险,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帮助千千万万人持守信仰的工作。多年来,由傅希秋担任主席的对华援助协会,不断揭露中国政府实施的宗教迫害的真相,如同在铁幕之上撕开一个大口子,让谎言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其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法兰客斯众议员则指出,与中国的信徒相比,美国的信徒生活在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之中,长期以来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很难体验这一自由有多么重要,是上帝多么宝贵的恩赐。他呼吁说,美国的基督徒不仅要从中国的弟兄姊妹身上学习坚韧和勇敢的品质,更要努力帮助他们早日拥有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它超越了国家和种族的限制,正如傅牧师在回应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次颁奖,显示了一千八百万美南浸信会的信徒与中国有共同信仰的兄弟姐妹手连手、心连心,这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而是‘信仰无国界’的表现。”
   二零零三年圣诞,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便开始关注此起彼伏的宗教迫害事件,除了身边可以接触到的一些案例之外,信息源头大都是对华援助协会在互联网上发布有关消息。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国内的人想要了解国内的情况,不得不依赖国外机构发布的消息,这种“出口传内销”的状况何时才能得以转变呢?到了那一天,也许对华援助协会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再后来,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也成为对华援助协会“援助”的对象。二零零六年初,当我们因为接纳一些“敏感人物”而受到北京警方骚扰的时候,傅牧师第一个打来电话,询问有关的细节。此后,我们经常通过电话和电邮讨论一些宗教迫害案件,探讨如何运用有效的策略推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好转。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和王怡、李柏光应邀赴美国出席“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的高峰会议,并于会议结束之后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对华援助协会安排和促成的。
   在与傅牧师的交往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宗教信仰自由事业的献身精神。无论是偏远地区遭受酷刑的乡村教会的信徒,还是城市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家庭教会;无论是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基督徒商人、律师和记者,还是被驱逐出境的海外传教士,都在他关注的范畴之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工作是揭露真相,而不是寻找甚至制造敌人。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傅希秋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过于对抗性,中国官方的宗教局也指责他是“海外反华势力”的一部分,这些看法要么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误解,要么是故意的妖魔化。基督徒没有也不应该有敌人,基督徒也不能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或筹码。基督徒不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以及和谐理念的倡导者。傅希秋当年曾经因信仰的缘故失去教职、失去自由,如今仍然不能回到中国,在国内的家人和教会同工多次受到警察的骚扰,但他的心中对中共掌权者并没有仇恨,他相信爱比仇恨更有力量,他在致答谢词的时候指出:“对华援助协会努力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和平倡导者,成为失望情绪的非暴力式发表途径。我们揭露侵犯基本人权的现象,如永久限制数百万家庭教会基督教徒的集会自由和敬拜自由。对华援助协会不仅寻求用和平的方法处理日益高涨的失望情绪,有时还会处理区域性的地方官员腐败、专横的行为,而且对华援助会还要求家庭教会基督徒也要服侍其他人,而不仅仅在为自己谋求更多权利。基督徒是‘基督的信徒’,应该也是同胞的仆人。”由此可见,对华援助协会是一个由基督教会支持的广义的人权组织,而非民运团体,更没有充当“反对党”角色的企图,它不以权力为诉求,而是以人权的核心——宗教信仰自由——为旨归。它在批评中共当局制造的若干宗教迫害事例和制定的违背宪法的宗教政策的同时,也努力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官方及早意识到数千万基督徒在促进中国社会和平转型中的正面作用。这些意见和建议,也许暂时不能被官方所接纳和赞同,但就长远而言,它们的影响将不止于现实制度和文化教育层面,还将深深地渗透到精神价值层面之中。
   一个没有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公义与和平的社会。无庸讳言,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其需要真相的社会、一个长期被谎言统治的社会。谎言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谎言,而且还会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谎言不仅统治了谎言的制造者,也腐蚀了更多的被动的接受者。近年来,我不无遗憾地看到,海内外一些反抗中共的个人和团体,选择“用谎言来反对谎言”的策略,最后变得跟反对的对象之间日益相似。因此,追求真相的过程,必须由坚持真理的立场来支撑。不能为了达成某一似乎很“高尚”的目标,而不惜扭曲真相本身——当年的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便是这样做的,中共由早期的理想主义迅速蜕变为流氓无赖的暴力夺取运动,再次证明了卑劣的手段永远不能达成崇高的目标。对华援助协会将真相看得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它所发布的每一个宗教迫害案件以及年度报告中的每一个数据,都经过了翔实的调查和验证。虽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准确,但可以确认的是不会出现人为的、故意的造假,傅希秋指出:“我们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并且统计数据都采用了相对保守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知道去年对外国在华的基督徒和传教士驱逐的数目远超过八十七人,但是我们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只能够确认八十七人,那么我们就说八十七人。所以夸大在哪个地方,只要中国当局找出一个案例,那我们愿意向全世界道歉。”这种完全忠于事实的做法,与某些团体肆无忌惮地捏造数据、公然造假的做法大相径庭,也只有这样的做法,才能持久并下去赢得越来越多人的信任。因为数字不是越大越能折福人,而是越真实越能取信与人。
   另一方面,傅希秋也从不讳言中国教会内部所存在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指出:“虽然我记录中国政府处理宗教自由方面的很多欠缺,但我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家庭教会也有缺点,需要解决和改进。”中国家庭教会有受苦的历史与现实,也有因为长期被迫处于地下状态而出现的真理上的偏差,甚至有异端和邪教的搅扰。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因此,既然是表达真相,就不仅要表达出加害者一方的真相,也要表达出受害者一方的真相。以著名的华南教会案件为例,中国司法机关的若干做法当然有值得揭露和批评的地方,比如司法机关对当事人及证人动用酷刑,直接将“犯罪嫌疑人”当作“罪犯”。但是,华南教会的领袖龚圣亮,确实也存在若干触犯法律的行为。傅希秋并没有因为要报道华南教案,而将华南教会及其领袖“纯洁化”。相反,他公布了龚圣亮从狱中传出来的认罪和忏悔的信件。这种做法非常容易引发争议,一些教会内部的人士会认为,公开这些信息是给教会“抹黑”,让教会失去“面子”,更有可能使得中共当局对教会的迫害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傅希秋没有屈从于这些压力,他坚持提供给公众的应当是“所有的真相”,而不是“部分的真相”,或者“经过筛选和处理的真相”——此种真相便不再是真相。如果基督徒和教会失去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如果基督徒的圈子和教会成为一个自我封闭、自我保护的系统,那样很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专制和独裁的产生。
   所以,傅希秋的许多做法都极具挑战性,在教会系统和在政治异见群体两者的夹缝之中,可以说“左右不讨好”。某些教会内部的人士认为,他的工作过于政治化,因此与之保持距离甚至批评之。这部分人或者是出于恐惧,或者是出于神学上的偏差——他们以“属灵”和“属世”来断然地划分出两个部分来,基督徒是“属灵”的而不是“属世”的,因此便自动地从公共生活中脱离出去。还有一些老一辈的教会领袖甚至认为,基督徒不能从事律师工作,基督徒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只能默默忍耐。忍耐固然是一种好的品质,但站起来为信仰自由而奔走呼号也是上帝所喜悦的——法律不是魔鬼的专利,法律是上帝赐予基督徒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武器。另一方面,某些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人士,又认为傅希秋对中国当局过于软弱,对中共不够“疾恶如仇”。比如,为什么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呢?岂不是自作多情吗?
   傅希秋没有去反驳那些批评意见。他反复强调指出,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思考“耶稣在这情况下会怎么做?”假如耶稣生活在当今的中国,他会怎么做?耶稣会放弃在掌权者面前为真理而争辩的机会吗?耶稣会参加愤怒的对抗并考虑用暴力等攻击性手段获得更多的言论、集会和敬拜自由吗?耶稣没有采取这些方法来解决他所在的文化和社会中的问题。耶稣既不屈不挠地申明自己的身份,并让那些企图给他定罪的人哑口无言;耶稣也为他的信徒树立了爱所有人,甚至爱敌人的模范,并且要求信徒也这样做。他原谅那些不公平地殴打他,最终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穷其一生都在为他人行善,为病人疗伤,为饥饿者提供食粮,尊重所有人,甚至尊重那些误会他、折磨他的掌权者。作为基督徒,当然应当效法耶稣的做法,即便这些做法不能为某些政治激进分子所理解。也正是在努力效法耶稣的过程中,傅希秋和对华援助协会以水滴石穿的方式,改变了许多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封闭的观念,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敢于说出真相,敢于控诉迫害,敢于宣示基督徒的身份,敢于将福音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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