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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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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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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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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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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余 杰: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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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与人权    
    没有信仰,就没有对明天的盼望;没有信仰,就没有言说真理的勇气;没有信仰,就没有用爱来改变世界的信念。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七节
   一、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者探求自由的源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主流知识界倾向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知识界对民主持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推崇,将民主当作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最佳药方。以方励之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四大导师”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的社会批判意识,以《河殇》为代表的历史及传统文化批判,以《山坳上的中国》为代表的民族忧患情绪,以刘晓波“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最决绝的表达,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破裂了。应对着此后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知识界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分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态势,即“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新儒家拥抱皇权”和“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这三种不同的信仰皈依、价值立场、政治策略及人生路向,形成了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局面。此三者的消长和兴衰,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第一个趋势是“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校园,是一股以积极的革命为方向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左派政治势力。其理论代表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的伦敦学派。西方的新左派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激烈批判,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制造出波及欧美各国的“反叛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层面的努力失败之后,不得不退回校园、退回象牙塔之中。这一思潮虽然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但在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新左派思潮诞生并存在于西方社会,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也成为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但是,当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想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则完全变味,成为中国的御用学者用以向官方献媚的、官方也乐于利用的学说。
   中国与西方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面对的是“前现代社会”一党独裁的政体。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汪晖、胡鞍钢、何新、杨帆、王绍光、韩德强、崔之元等,并没有西方新左派那种基本的真诚和勇气,不敢面对一党专制这一要害,而巧妙地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主义”。他们声称,亚洲有亚洲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他们对基督教价值亦持否定态度。这种“盲点”和“看见”,是其精心算计的结果。新左派的“中国特色”还在于与民粹主义结合,迅速走向法西斯化。他们呼吁中国出现“铁血领袖”式的政治强人,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实现帝国梦想。在国际事务的表达中,某些新左派频频鼓吹先发制人地发动对台、对日的战争,甚至公开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以及北韩金氏家族,称这些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捍卫了“穷人的正义”。这些言论已经丧失了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
   第二个趋势是“新新儒家拥抱皇权”。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价值,是为“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方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他们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摆脱儒学附属于权力的命运,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真诚。而“新新儒家”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共当局鼓励下出现的新式官学,又将儒学拉回昔日“帝王术”的位置,其代表人物有季羡林、杜维明、蒋庆、甘阳等。二零零六年被称为“儒家文化复兴年”,但此种复兴仅仅是“表演性”的复兴,如各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西方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地方政府主导祭孔及祭黄帝和炎帝陵的大典、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等。背后可以看到政府支持和商业运作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有提倡儒家学说的人士建议重新恢复儒学的官学地位,甚至试图让统治者将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儒家只是一种伦理学和权谋术,并非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征收“儒教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还设想收罗明清两代皇室后裔和孔子后裔成立所谓的“元老院”。某些以“当代诸葛亮”、“当代王阳明”、“当代曾国藩”自居的“儒学大师”,争先恐后向官方献计献策,希望官方实施“王道政治”,呼唤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权的“明君”的统治。这倒恰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当局之下怀。还有一名以“戏说论语”创造中国出版界奇迹的女教授,将为人师表的孔子改造成忠诚的国家主义者。当她的女研究生在学业的压力下自杀时,她却冷漠处之,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党代会。此类传统主义者对皇权的臣服和拥抱,以及人格的卑劣和虚伪,在此细节中暴露无遗。
   与前面两个取向截然相反的第三个趋势,是“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传播和蜕变的崭新格局,也是上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美好祝福。(这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必须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审视,与西方学术界的定义迥异,特指批判一党独裁,呼吁个人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众多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呢?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却丧失信任与契约、谎言肆虐、仇恨孳生。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再对人性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乐观想像,对包括自我在内的人性的败坏有了深切的体认。
   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洗涤以及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后,以“人本主义”为新的偶像崇拜,忘记了人类作为上帝被造之物的身份,刻意回避自由价值中的基督教信仰之维,甚至将“上帝”视为“自由”的对立面;那么,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恰好没有此种“政治不正确”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氛围的环境中,反倒更能接受超验的真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并在信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在诸多自由当中,原先最不受重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他自由(如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游行、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的基础和前提。他们进而体认到,圣经是自由的源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探讨人类“自由”的著作,不是洛克、柏克、阿克顿和哈耶克们的著作,乃是圣经。
   “自由”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自由让人迈向完美,将理想转化为实践,使成圣的意义落实。使徒保罗说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整个人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由是贯穿所有观念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自由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最基本的特质和权利便是自由,其次才是理性——因为人类有自由去选择非理性的生活。
      圣经的自由观,极大地变了中国当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必然积极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正如德国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全面性的自由的体验——上帝是我们无尽的自由!所有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拥有盼望的人,必须互相接纳并且为百姓的得释放努力。自由是一种释放,要得释放必须先听来自深处的呐喊。来自深处的呐喊从那些饥饿的、被囚的、遭破坏的、残障的人的口中传到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我们的自由之钥在他们那边,只要他们不得自由,我们也无法真正自由。今天许多人着力于“保障自身的自由”,然而,自身自由的最佳保障乃是释放那些在我们的宰制和冷漠下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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