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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社會日益分化,
族群撕裂嚴重,
有心人爲政治目的,
一直強調國民黨是外來政權,
不惜宣傳中國國民黨
強占人民的土地來醜化中國國民黨。
憑良心說話,
中國國民黨對這塊土地貢獻很大,
如果沒有蔣中正、蔣經國父子,
民國三十八年
臺灣早就淪入共產黨之手了,
那還有今天政治的民主化。
臺灣的經濟奇蹟,
都得感謝前線軍民
在前方捍衛國家的大門。
今天臺灣的富裕,
有一半要歸功於國軍在國防上的努力,
讓百姓得以安心致力於經濟上的發展。
臺灣目前的一切成就,
有很多要感謝中國國民黨在政策上的領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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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敬煦: 江南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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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命案

汪敬煦口述

    江南,本名劉宜良,政工幹校肄業。曾在香港居留,著有「蔣經國傳」一書;後至美國華盛頓擔任記者。汪希苓在美國任安全局特派員期間,曾與其聯繫,又透過劉宜良的恩公夏曉華(台灣日報發行人,劉被幹校退學後,夏收容他當記者)之關係,說服劉自願爲我國工作。在此之前,劉宜良已替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共從事情報工作,是個三面間諜。

    劉宜良在撰寫「蔣經國傳」期間,中共方面曾主動提供資料,鼓勵有加。後經夏曉華居間接洽,以一萬七千美金代價,將「蔣經國傳」最後兩章,有關私人生活及婚姻部分,加以修改,因此在美國出版的「蔣經國傳」,內容已作部分的修正。然而爲什麼還會發生謀殺案呢?這牽涉到竹聯幫的問題。

    民國七十三年元月,政府決心清除流氓,警政單位再三重申限期自動辦理登記。當時警察或調查單位內部就有人透露消息給竹聯幫首腦陳啟禮,要他一定要去登記,但是陳啟禮因竹聯幫涉及多起殺人、勒贖案不敢去登記;爲逃避掃黑,他試圖投靠情治單位藉以脫罪,於是找上曾任老總統侍從、與官邸關係頗深的情報局局長汪希苓。

    陳啟禮想了一個點子,於七十三年六、七月間,由陳啟禮同宗叔叔陳立夫和蔣緯國(中華民國梅花運動推展委員會理事長)作東,邀請我、警備總司令陳守山、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調查局局長阮成章等人聚餐,名義是陳啟禮願爲中華民國梅花運動推展委員會有組織的推展大陸地區的梅花運動,需要該委員會提供音樂卡片、梅花錶等宣傳品。當天我讓安全局主任祕書代表赴宴,陳守山、阮成章等也未參加。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陳啟禮透過好友—電影製作人帥嶽峰的關係,請電影導演白景瑞(曾在義大利留學,與當時擔任駐義武官的汪希苓熟悉)出面,再次邀請我、蔣緯國、汪希苓夫婦、林文禮夫婦、張美倫(聲樂家,曾在義大利學聲樂)、蔣祖耀(香港商人,世界和平促進會會長,江南案爆發後,一般報章雜誌將其誤刊爲蔣孝武)等人聚餐,我仍未參加,陳啟禮私下向汪希苓表示願爲國家做事的意願。八月二日,陳啟禮復應白、帥二人之邀,同赴情報局台北市永康街招待所餐敍,汪希苓並介紹該局副局長胡儀敏與陳啟禮認識。餐畢交談,汪希苓提出有劉宜良者受國家之教育栽培,至海外後,竟屢次發表言論,誣衊政府,損害國家形象,陳啟禮乃表示此種人何不予以教訓,可由海外竹聯分子來辦,汪希苓亦表示俟後可相機予以教訓。八月十四日陳啟禮化名鄭泰成,前往情報局訓練中心講習,講習時間四天半。講習期間某日中午汪希苓前往探視,與陳啟禮私下談及教訓劉宜良之事,因汪希苓知劉宜良曾放言要對彼個人不利,加以當時劉宜良因準備撰寫吳國楨傳,有詆毀老總統之企圖。汪希苓乃設法予以制止。陳啟禮則認爲由其出手制裁劉宜良,可邀功於汪希苓,藉以排除被拘捕之危險。

    七十三年九月初,陳啟禮偕吳敦啟程赴美。抵美後再聯繫時在美國之竹聯幫忠堂堂主董桂森,三人共同謀議,由吳敦、董桂森下手實施,陳啟禮策劃指揮。但因陳等對美國環境不甚熟悉,事後作案車子等工具又棄置於現場,到處留下破綻,因此美方立即循線查獲,並發現陳回台前預先製作關於作案過程的錄音帶。(後來美方也拷貝了這捲錄音帶給我方,內容和陳啟禮被捕後在調查局供述的槍殺劉宜良之經過雷同。)十一月十二日,政府實施一清專案,陳啟禮因組織不良幫派涉嫌叛亂,爲警備總司令部簽發拘票交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拘提到案。警方還在陳啟禮家中找到一本由情報局訓練中心發給的咖啡色筆記,裏面夾著一份狙殺劉宜良的詳細經過,這份報告陳啟禮是以化名鄭泰成寫的。本來要交給情報局,還沒交出已經被捕。

    其實汪希苓是位很聰明、很能幹、很有天份的人,因此當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將汪希苓涉及劉宜良案情形呈報經國先生時,經國先生相當愕然,最初不敢相信,居然會有這種事發生,後來證據都有了,經國先生才接受了這個事實。

    經國先生得知這件事情後,知道事態嚴重,立刻找我,詢問我可有此事?爲什麼不向他報告?我答說:「我要有具體的處理方案,才能向您報告!」經國先生歎了一口氣,說:「這件案子最後還不是會送到我這兒來!」

    其後,經國先生擬具兩個處理原則,第一,絕不隱瞞,第二,依法嚴辦;並指派沈昌煥(總統府祕書長)、汪道淵(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宋長志(國防部長)、郝柏村(參謀總長)和我組成五人處理小組,由沈昌煥擔任召集人,負責調查江南命案,案情任何進展皆透過小組向經國先生報告。當時某些愛護汪希苓的長官希望此案能大事化小,均未能如願。

    江南案的發生,除竹聯幫求庇護外,還有一項間接因素:劉宜良被殺之前,情報局的兩名幹部公差赴美,中途經過舊金山,順道去與劉宜良連繫,結果發覺被人跟蹤,所以他們懷疑是劉宜良轉告中共人員做的,這件事情引起情報局的極度反感。

    劉宜良被殺之後,美國、香港和國內的輿論大譁,美國甚至懷疑是經國先生授意,並派大理市(劉宜良居住地)刑事組長李斯及另二名聯邦調查局人員來台了解案情,後來雖然內情逐漸明朗化,但江南案對中華民國和國家領導人卻已造成莫大的傷害。

    案情的急轉直下,關鍵在我方透過一位中間人提供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發行人李怡七封劉宜良寫給情報局的信。這七封信顯示,江南從民國七十三年二月開始到十月他遇害前止,一直在給情報局寄發有關中共與臺獨情報的資料,並詳述他向中共駐美人員從事策反的經過,第六封信並向情報局報帳,共花費美金一千一百六十九元,甚至連每一筆錢的帳目都赫然列出,充分顯示了劉宜良生前爲情報局提供情報的證據。因爲劉宜良曾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與李恰頗有私交,且是該刊的長期作者,經李恰確定這些信是劉宜良的親筆信之後,隨即在「九十年代」一九八五年二月號上公開發表,自此真相大白,外界對劉宜良的形象也就大爲改變。從而認識劉宜良是三面拿錢的諜報人員,而不再是「自由鬥士」了!事實上,李恰說他「極不願意相信這些信件的存在,也極不願意見到這些信件的發表」,但他認爲這些信件的字跡、語調、內容,「令人信服地顯示」確是江南的手筆,所以有責任予以發表,因爲他相信這「會爲江南案件提供一些具突破性的新線索」。在此我要衷心感謝在香港協助我的那位中間人。

    原先左派及國內一些具前進色彩的報紙將劉宜良塑造成一個民主自由派的人士,形象很好。劉宜良被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反應非常激烈,因爲劉宜良可隨意進出中共在美國華盛頓大使館、舊金山領事館,對其國務院、新華社人員動態一清二楚,是聯邦調查局一個主要的消息來源。在中共方面,非常鼓勵劉宜良撰寫修訂本「蔣經國傳」,並預訂了五萬本,但劉死後,取消原訂單,因爲對中共而言劉宜良著「蔣經國傳」本身並不重要,只是藉此機會打擊國民黨,甚至在國際間宣傳劉宜良的義士形象,直到劉宜良情報資料被公佈之後,中共才知道劉曾親自到雲南地區,將當地軍事調動情形向中華民國報告,至此國際間恍然大悟,劉宜良原來是個三面間諜。

    由於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沒有簽訂引渡條約,因此美國雖然想將陳啟禮等人引渡回美受審,但未提要求,而事實上我國沒有義務,也不能同意這種作法。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陳啟禮、吳敦等人經我國政府分別判刑之後,董桂森眼見情勢不對,先前已偷渡到菲律賓,此時又逃到南美。因美國與南美各國間訂有引渡條約,於是被引渡回美受審判刑。在美國監獄中也未逃過「制裁行動」,被害死在獄中。

    劉宜良的太太崔蓉芝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的民事官司也是拖延多年,崔蓉芝原本在舊金山開了一間禮品店,江南案發後,美國關心此案的朋友組織一個「支援劉宜良遺孀崔蓉芝委員會」,聘請律師孔傑榮,多次與我方政府就民事賠償問題接觸,由於訴訟對方—中華民國政府是個主權國家,依據國際公法勝訴頗難,後來以「人道慰問金」方式達成和解,聽說政府給付崔蓉芝五十萬美金(也有說是一百二十五萬美金)。

    這個案子最令我不滿意的地方有兩點,第一,這麼重要的事情爲什麼汪希苓不和我商量;因爲無論在傳統上或現行規定上,他都應向我報告,但他沒有。等到出了那麼大的紕漏,卻要我來收拾。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爲他以爲他與官邸關係良好,但關係好並不表示經國先生對他有所指示,或容許他這樣做。這件事,我敢保證和經國先生或蔣孝武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外面傳來傳去,硬是要扫到蔣孝武身上。爲什麼呢?那是因爲有些人,說得嚴重點是搞宮廷政治鬥爭的人,想藉此來打擊蔣孝武。第二,當時經國先生已明顯指示要依法嚴辦,居然還有高層人員想掩護汪希苓。我對此一直無法釋懷,難道個人關係會比國家利害還要高嗎?能比經國先生的耳提面命還有權威嗎?

    這是我最不滿意的兩件事,至於其他則屬技術問題。例如,很多人反對美國司法部派人帶測謊器來和汪希苓談話,他們認爲這是危害國家主權,不應該同意。我獨排衆議,我的理由和陳文成案完全相同,我說:「我們愈不敢讓人來,人家愈以爲你有鬼、你在造假。我們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地方而不敢議人來呢?我們根本沒有事情,爲什麼要犧牲自己,替那些壞蛋掩護呢?」

    這件事情有人說是汪希苓想邀功,也有人說我膽子小,不敢做這種事,只有汪希苓才有這種魄力。我覺得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應該不應該、可以不可以的問題。我對這個案子最大的感觸是個人私慾竟然可以超越國家利益,簡直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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