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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我的儿提时代


   我祖居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县艾子夼村,累世为农,至爷辈起,始迁居烟台市福山县旺远于村。
   爷爷膝下三子,父亲排行三,生于1899年,字其瑞,号雪年,取“瑞雪兆丰年”之意。父亲中高身材,粗眉大眼,脸盘梭角分明,满有男人味。他上小学时便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但无奈家境清贫,输资不及,时有辍学。幸蒙他的一位要好同窗间或接济,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父亲年近30岁,才从一个寒酸农家,拼进了当年的北平(北京)民国学院法学部,竟成为当地人人传颂的奇闻。至此父亲开始了北平自立图强,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涯。父亲在校时深受“四五”学潮影响,崇尚法治救国,并为此贪婪地博览进步书籍,潜心攻读法典,以求维护民权,伸张正义。父亲在校成绩一路领先,学业上的努力,镀亮了他一个农家儿子青春年华的辉煌,也赢得了一位进步女生马姑娘的青昧。(父亲文凭毕业照片)
   正值此时,天来的不幸重创了父亲的情感世界。一封来自家乡的急书,说爷爷病危,催他即刻返里,于是父亲只好搁置学业,踏上归途。可就在父亲赶回家乡的当天,爷爷便咽了气。那天,牟氏家族把悲伤欲绝的父亲,围在爷爷灵前,迫他应允爷爷病中为他娶下的世交之女,也就是我母亲邹氏的亲事,以便母亲过门,名正言顺地披麻戴孝,随夫送葬。父亲兄弟仨人,均已成亲,唯他未娶。为此爷爷临终定了这桩亲事,留下遗言,谁也不能违抗。父亲尽管孝顺,但已有恋情在校,很难从命。这一来爷爷遗体停在舍下不能发送,长辈们急了眼,便把父亲彻夜吊起来围攻。父亲面对不能“入土为安”的爷爷和一片旧礼教的声讨,无可选择,只能忍痛割爱,诺下了这桩以牺牲自己情感为代价的亲事。但母亲颇有心计,深知父亲一个响誉乡里的大学生,与她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闺女距离太大。她不甘心就这么进门披麻戴孝后再有变故,因而一定要父亲给她立下保书:一、终生不得纳妾;二、终生不得休妻。否则她便不嫁。当时全家人就等着母亲过门起灵,父亲万般无奈,只好认命,一切照办。办完丧事后,母亲就是过了门的媳妇,特意跟着父亲去了北平。从此,父亲不得不与马姑娘断绝来往,而父母的感情一直还算不错。这事都是父亲过世后母亲提及的。(父母合影)

   父亲在校时不仅精通法典,且善诗能文,国画、书法样样拿手。他画的蝴蝶栩栩如生,堪称一绝,曾为每个子女成婚都作“蝴蝶图”,以资勉励。
   旧时代大学生稀少,父亲毕业时同学们纷纷投向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去司法政要界谋职。而父亲秉性耿直,崇尚自由,不愿为官,便拒绝了一些政法界同窗好友的邀请,凭着一怀热血,毅然携母亲返回老家,一面兴理义讼,为贫苦百姓维权争气;一面创办女校,动愿乡里女性放脚读书;且不顾当地富豪劣绅阻挠,为解决温饱,带领农民开荒拓耕,成为当地传奇人物,为烟台福山县共产党地下组织相中。1938年卢沟桥事变,父亲基于民族之义愤,经当时在福山县盐场从教的王历波(中共建制后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培庆介绍,加入了该党,并卖掉祖上仅有的三间房产,捐输国难,在当地传为佳话。而后父亲又接受组织委托,凭其法律专业特长,在烟台南大道新安街西一号,包下半壁小楼,开设了“牟其瑞律师事务所”,他那特制的蓝色律师牌,成为从事抗日救亡义士的秘密联络点。地下党特从天津政法界派来涂培兰先生任父亲的专职交通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烟台政法界搜集情报,营救被捕义士。那时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业务兴隆,家资丰厚,已步入中产阶级。父亲从1939年始定居烟台,中共接管烟台后,又被组织委派青岛,是民国末期青岛律师公会常委之一,受当时烟台统战部部长,后因病定居青岛疗养的滕民生领导。(父亲律师证)
   
   中共在全国建制后,父亲仍看守“不从政,不为官”和“君子不党”的价值观,在中共庆祝伟业,论功受赏时,悄然退党,投身教育,恢复了他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尽管如此,父亲仍被视为对建国有贡献的民主人士,邀为政协委员。1957年父亲因在市政协作大会发言,抨击官僚主义,被搞“阳谋”者打成“右倾”,且一“右”就是20年。1973年悠悠而终,撒手人寰,死后6年,才得以平反昭雪。1993年先父骨灰送回他当年热爱、改造过的乡土安葬时,当地党委、政府仍视他为名人义士送了花圈,父亲也总算告慰九泉了。(父亲手书个人与家庭史)
   母亲邹氏映华,祖居烟台福山初家窝隆村,是位经典农家妇女。她虽没文化,但天生聪明、能干,是操持家务的好手。母亲自从嫁了父亲,开化了许多,加之随父亲在大都市生活,出入文化社区,交往文人墨客,1939年定居烟台后,又多接触爱国志士,成了他们那个组织的义务交通员。《烟台史志》记载的那份从日伪手中搞到,对解放烟台起了重大作用的敌战区《军事设防图》,就是母亲藏在黄花鱼肚里,拎着大哥,以走亲名义,通过敌占区哨卡,送往当时驻在福山的中共烟台统战部的。(烟台史志资料文章)
   母亲处于一个鼓励生育的年代,一生育有五男五女,其中有三个女儿在战火年代因惊吓疾病夭折。我是父亲的“老生子”。生于1955年10月24日,那年是阴历羊年,且是九九重阳节降世,故乳名阳子,但街坊邻居呼来唤去,“阳子”便成“羊子”了。俗话说“十羊九不全”,无奈我应了九这天数,天生一个倒霉胎,悲剧的种子已深植于我的胎骨里了。那悲剧,是种子与土壤的“不谐和”;是自然天性与文化桎梏的悲剧。我天生营养不良,加之父亲在我出生两年后即被打了“右派”,家境从此败落,一大家子人常常靠变卖财产维持生计。1960年中国进入了天灾人祸的饥荒年,全民多赖树叶草根度日,而父亲又因成为“右派”,退下教育岗位,可谓雪上加霜。幸蒙父亲所在学校,念他毕竟为解放烟台做过贡献,退休时把学校一只大奶羊送了父亲。我的童年,就是靠这奶羊补充少许营养成长的。
   那时我这“老生子”多灾多病,从小就成为拖累全家的包袱。自我懂事起,就常听哥姐们唠叨,我是被人用“白脸盆提来的”小累赘。这典故是有来历的。母亲生我那天下午,大人们为了在家迎接母亲生产,便驱赶还是孩子的哥姐们早早上幼儿园。哥姐们出门时巧遇提着白脸盆来接生的医生。当哥姐们傍晚返回家时,便凭空多出个呱呱啼哭的五弟,缘此他们便说我是“白脸盆提来的”,以至于我穿补丁衣、开裆裤的孩提时代,还真常常独自面对天空繁星闪烁,陷于“我是从哪里来的”迷惘中。
   我的童年是在烟台市新安街一号小楼上,听着二哥工作之余,哼着印度电影《拉兹之歌》“流浪、流浪、到处流浪……”和用口琴吹奏俄罗斯民歌《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的悠扬旋律渡过的。那座小楼的东家姓滕,是个资本家。父亲当年就是租了这半壁小楼开办律师事务所的。中共建成制后,我们仍住在这里。这座小楼木质结构,上下两层。我们家居东半楼,楼上三间,是父亲的卧室、客厅与书房,楼下一层是厨房、餐厅与子女们的卧室。我是“老生子”,与父母同住在楼卧室里。(我的童年与父亲)
   父亲一生喜好字画,瓷器、古玩与硬木家具,屋子总布置的古色古香,充满了书卷气。楼的顶层全是露天凉台,父亲用来养花健身。那时烟台市四野里都是平房,天空特别特别的矮,置身于楼顶凉台上,尤如鹤立鸡群,极目环望,南山上的四灵区,琉璜顶上的尖塔、阁楼和北海碧波中的码头,尽在白云飘忽的视野中。楼下有前后两个院落,前院是我儿时打陀螺,摔四夹的敞亮地。父亲退休下来,又在前院养了那只学校送的奶羊和一群雏鸡。后院里栽满了枣树、石榴与核桃,已长到二起楼高。初夏时,院里开满了火红的石榴花,像燃烧在枝头上的一把把小火炬,绽出了它的生命力。初秋时,满树串串的大红枣、青核桃和裂着嘴直笑弯了枝条的花石榴,都那么诱人,至今想来还色香依然,历历如昨。
   这座小楼的侧面,是片辽阔的广场式大院,空荡无迹,历史上是片墓地,乱石成堆,杂草丛生,野猫、黄鼠狼横行,老人们称它为“后茔”。中共建制后,这里只是早上有蔬菜批发交易,9-10点钟便已散去。广场的一角,堆满了空筐、苇蓆、草包和棚布。这里便成为我学龄前后的一个生动世界:许许多多有情节的梦想和有故事的戏剧,都曾在这里展开。我常从一楼的侧窗猫跳进去,与四邻五舍的孩子们,老鼠似的把那些空筐、草包大垛,掏成隐蔽的隧道与碉堡,并设计机关、陷井等,在里面养猫、养狗、玩游戏、捉迷藏。有时逃学或干了坏事,躲在里面,彻夜不归,大人们找不到。我记得当年四哥逃学后不敢回家,就藏在这儿,是小姐偷偷给他送些吃的。半大小子们竟还私下把女孩子约进去亲嘴儿。那时,我们在这大院里放风筝、踢足球、打加加、弹玻璃球。夏捕蜻蜓,秋捉蟋蟀,冬天在皑皑白雪上,支着竹筐,诱扣成群的麻雀。下雨的时候,我还常常躲在草包洞里,一个人静静地啼听自然的声响。我不知从何时起染上喜欢独处的习性,常常一个人面对空旷的世界,凝思、遐想。我在心灵中自己对自己呐喊;在孤寂中经验自我的存在。孩提时代,我既好动、又特喜沉静,唯那种孤独的自我,才令人感受到时空的辽阔,心灵的空旷和情感的深奥。那片白云飘忽下荒野般的广场大院,真是一个扑朔迷离,神秘而又刺激的世界。那种天籁的乐趣,较之当今的游戏机室和网吧,更诱人逃学,离家不归;那片大院召唤出的质朴野性,也更贴近生命的源头。
   直到文革时期,这如摇篮般摇烂了我多少童年欢笑的地方,竟被大杀风景地建造成“毛泽东思想大型展览馆”,从此结束了它动人的野味史。
   我家小楼身前,便是烟台有名的西南河。那条河十几米宽,水自南山而来,通过南大街下的桥洞,流向北海。西南河当年是露天的,平时水流很细,河床两侧长满杂草。但一到雨季,河便鲜活起来,滚滚的黄水从山涧里淌了下来。孩子们用一些破网、竹筐在齐腿深的水流中围捕流来的鱼,隅而还能喜得从山里冲来的虾蟹,尽管常常也是一无所获,但伙伴们还是乐此不疲。我们在河水里戏闹,在涌流中摔跤,那种童真的烂漫,如同那荡漾的河水一样,延伸在我的整个孩提时代。
   童年的我,最企盼过阴历大年了。那年的意义,不仅意味着穿件新衣,吃顿水饺,得几角压岁钱,更让我难忘的是那种气氛,那种热闹。父亲很重传统文化,尽管当时家境窘迫,但一入腊月门,父亲便开始忙年。我记得每次过年,父亲都在二楼大厅里悬挂起六角硬木纱灯,灯面上的三国典故,在幽幽烛光中映亮,情景活灵活现,人物栩栩如生。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张飞鞭打鲁游”的场面。每到大年三十,父亲便在大厅点起纱灯,摆上贡桌,铺张大红金丝龙图桌围,桌上端放着祖上灵位,一面一樽高脚腊台,燃着红红的蜡烛,台面上摆满父亲精心准备的鸡鸭鱼肉,水果点心等贡品。这天父亲还要亲手采些偏松、冬青类的绿色枝叶,装满两侧花瓶,全天焚香。父亲在大年三十晚零点准时贡饺,奉祀,他率领一大家子人,在灵位前恭恭敬敬地焚香作揖、烧纸洒酒,一丝不苟,甚是认真。等祭奠完毕,孩子们才能吃年饭,放鞭炮,拜父母,得压岁钱。即使在外成婚的大哥一家,也得正点回归,无论哪个子女成家后,都无一例外。那浓浓的年味,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始终飘散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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