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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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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正面遗产
·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除了警察 中共还有什么?——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韩国队出局是必然、也是“天谴”
·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
·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钟南山
·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政权
·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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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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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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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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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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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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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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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寡头独裁的衰败
·赵紫阳的家庭会议
·禁书与出版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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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温家宝 想赵紫阳
·温家宝回避赵紫阳 记者会文字稿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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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争论背后的政治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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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两次扼杀的生命——有感于大连警察开枪杀死三个平民
·从一无所有到全民炒股
·向马力先生推荐《寻访六四受难者》——六四十八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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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年与喻华峰获释

   
   2008年2月8日上午,原南方都市报副总编编、总经理喻华峰终于走出了监狱。至此,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南都案”所有受害者全部获得自由。其中,邓海燕和程益中在2004年8月先后获释,理由是“证据不足”;喻华峰和李民英一审分别被判12年与11年,但二审获得大幅度改判,最终分别被判8年和6年。李民英因获减刑在2007年2月12日提前出狱,此次喻华峰的提前出狱也是因为获得减刑。
   
   
   程益中先生在喻华峰获释后的第一时间发出呼吁:“我热烈欢迎喻华峰光荣归来!但这实属减刑之后正常的刑满释放,不是平反冤案,不是改正错案;所以我不表扬有关方面。《南方都市报》案是一个时期以来思想转向僵化、改革走向倒退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一大拐点,是中国和谐社会的一道伤痕,我强烈呼吁广东新的思想解放运动,须从平反南方都市报案开始!”

   
   
   中共官权对“南都案”的处理颇为蹊跷,四位获罪者被分为两组,每组两人,每组人的处理方式完全相同。邓海燕和程益中都是因“证据不足”在2004年8月获释,喻华峰和李民英先获大幅度改判,入狱后又获大幅度减刑,并在刑期坐满后获释。以我有限的了解,在中共制造的所有“文字狱”中,这样“司法蹊跷”还真不多见。我从这种蹊跷看到的是官权与民权之力量对比的微妙变化,民间力量的不断上升迫使当局的统治方式越来越机会主义,应对国内外压力的技巧也越来越灵活。
   
   
   首先,官权和民间对“南都案”的解读完全不同。在官权,尽管在台面上把“南都案”定性为“腐败罪”,但在私下里也知道绝非经济犯罪,之所以用经济犯罪来整肃开明媒体和自由主义新闻人,仅仅是出于降低镇压成本的利益权衡,经济犯罪总比赤裸裸的文字狱好听点。
   
   
   在民间,“南都案”是典型的“文字狱”,经济犯罪的指控不过是司法构陷,是“政治案件非政治化”的阴谋司法,是一起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大冤案。利用“经济犯罪”或“扫黄打非”来实施政治迫害,其阴毒之处在于:既要打压民间异见和开明媒体,又要逃脱政治迫害和践踏人权的恶名。由此,中共的“依法治国”沦为“恶法治国”。作为社会公器的法律变成一党政权实施恐怖统治的私具,不但是践踏人权和压制新闻自由的工具,而且是高官们争权夺利和打击报复的工具。所以,无论中共司法部门多么“巧舌如簧”,也改变不了民间对“南都案”的看法。
   
   
   其次,正因为官权利用司法阴谋来打压开明媒体和优秀新闻人,反而越发激起了民间的愤怒和抗议,在超过三千名新闻界同行发出强烈抗议之后,民间对“南都案”受害人的声援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广东省委的三位前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和林若也拍案而起,上书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为《南方都市报》的领导层辩护,呼吁当局保护那些追求新闻自由的媒体,善待程益中和喻华峰等媒体改革的先驱者。围绕着“南都冤案”的民间维权,出现了体制外异见者和体制内开明人士的合流,持不同政见者和民间维权人士、传媒界的编辑和记者、知识界的学者和教授、文艺界的诗人和作家、法律界的律师和专家、甚至离休的中共高官……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第一次共同关注“南都案”。他们通过法律援助、公开信、联名呼吁、写文章、开座谈会等形式,从经济、法律、政治、人权等多种角度,置疑审判的公正性,谴责广东当局对媒体改革和新闻自由的压制,抗议当局对优秀新闻人的构陷。与此同时,国际舆论更是对“南都案”进行跟踪报道,所有著名的国际人权组织都发出强烈的谴责声音,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以嘉奖的方式对“南都案”表示关注,把“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颁发给程益中。
   
   
   第三,在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权还无法得到制度化保障的中国,广东的南方报业旗下的几家媒体一直是媒体改革的先锋,最早是《南方周末》的一枝独秀,继而是《南方都市报》的异军突起,在重重的制度限制中,两媒体尽量贴近民间立场和表达民间诉求,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多少有助于缓解社会的“知情权饥渴”。而且,对于转型期间的中国而言,容忍开明报刊在夹缝中求改革,保护优秀新闻人追求新闻自由和民间取向的努力,不仅让广大读者受益,而且可以使多方受益:既有利于全国的媒体改革与民间的知情和表达,也有利于广东的开放形象和胡温中央的亲民形象。然而,在读者中拥有良好信誉的报纸遭遇如此粗暴野蛮的构陷,在直接打击了优秀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同时,也是对民众那点可怜的“半吊子知情权”的间接剥夺,更是为胡温急欲树立的亲民形象掘墓。所以,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南都案”变成胡温政权的“烫手山芋”,只能采取灵活而缓和的方式。
   
   
   第四,近年来,在优秀新闻人与官权新闻管制的博弈中,官方对媒体的打压和管制呈现时松时紧的态势。就胡温政权而言,两人刚刚上台时,为了获取民间支持而有所松动,特别是2003年胡温在“孙志刚案”和SARS危机中的表现,甚至赢得了“胡温新政”的美誉。与此同时,民间维权也第一次取得了几项有限的成果,所以,2003年12月的《中国新闻周刊》把2003年命名为“新民权运动元年”。 也是在这一年,《南方都市报》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大胆直言,虽然得罪了地方当局的某些权贵,但他们慑于2003年的大势而没有动手。从2004年开始,胡温政权开始收紧言论、严控媒体、加强打击政治异见和民间维权,多家开明媒体先后遭到整肃,多名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先后被投进监狱,“南都案”当然是04年最受海内外舆论关注的大案。
   
   
   随着北京奥运的一天天临近,国内外要求兑现申奥承诺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胡温政权既要在某些最敏感的领域加强控制,以确保奥运期间的政治稳定,又要在某些方面放松控制,以对外显示开明形象,降低国际压力。严控,主要针对政治异见人士、著名维权人士和独立民间组织,最近的吕耿松被判四年和胡佳被捕就是这种严控的明证。放松,主要针对国内外媒体、非政治领域的异见、维权和公共舆论,这种放松始于2006年下半年,不仅表现在大幅度放松对境外媒体的限制,也表现在对国内舆论的放松。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放松,才会形成诸如“最牛钉子户”、“黑砖窑”、“聂树斌案”、“彭水诗案”、“城管打死人”、“废除劳教建议”等多个公共舆论潮,2007年也才会被称为“公共事件元年”或“民意年”。
   
   
   这种严控与放松最具戏剧性的对比发生在春节前的2月5日。在这一天,因“间谍罪”获刑五年的香港新闻人程翔提前二年多假释,而浙江异见人士吕耿松被控“煽动颠覆罪”判刑四年。中共当局在宣判吕耿松的同一天释放程翔,显然顾忌到奥运年的政府形象,是为了冲淡吕耿松案的负面影响。果然,当日境外媒体对两案的报道,大都把程翔获释放在吕耿松案的前面。
   
   
   也是在这种严控与放松的平衡中,同样的文字狱,却因政治敏感性的高低而遭遇官方完全不同的对待。比如,同为文字狱,吕耿松案和胡佳案就无法见诸于国内媒体,而“彭水案”、“高唐案”、“西丰案”就能见诸于国内媒体,而且,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还能起到一定的救济作用,让受害者走出监狱并获得国家赔偿,让加害者收回成命并道歉,甚至,西丰县委书记还因此丢了乌纱帽。
   
   
   
   尽管中共政权在口头上最反对“奥运政治”,但在行为上却最想玩好“奥运政治”,他们根据自己对国内外局势的主观评估,挖空心思地玩弄“抓放”、“松紧”的游戏。“抓”和“紧”是为了震慑和控制,以确保奥运年的政治稳定;“放”和“松”是为了政权的脸面,以争取在奥运年赢得政治开明的美誉。
   
   
   再回到“中国奥运年人权”的主题。北京奥运最受外界病垢之处是恶劣的人权状况不见改善。所以,只要中共还在不断地制造文字狱,在奥运年里放几个良心犯,并不能为胡温挣得多少面子。人们早已看清了“抓放”游戏的本质,不过是“人质外交”游戏,是独裁政权应对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而已。在此意义上,胡温政权营造奥运年开明形象的捷径,也是提升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最好方式,不是提前释放几个良心犯,而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提升中国文明的水准,释放所有良心犯并不再制造新的文字狱。正如胡温亲民形象的真正确立,不是每逢大灾难就亲赴灾区亲民,而是从制度改革入手,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中的人祸成分。否则的话,别说温家宝在大雪灾的八天内三赴灾区,就是温总理每天呆在灾区,也无助于政府形象的实质性改善。
   
   
   2008年2月8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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