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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由鸣放转向反右——我看反右之二

来源:人与人权  
    毛式专政从此开始且愈演愈烈,接下来大跃进狂飙吞噬几千万生命,再接下来,文革浩劫让中国全面倒退。
   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我看反右之一》一文中,我说过毛泽东发动鸣放和整风,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和重塑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鸣放和整风在党内外的反应,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也不过份,可以说是党外一片欢呼而党内一片抵制,从高层的刘少奇到各省部委至基层党组织,几乎一致反对,毛只能靠自己的权力硬着头皮推行,甚至就是逼迫党内高层和党报支持整风和鸣放。当毛决定由鸣放转向反右之后,这一运动之所以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文字狱灾难,致使上百万人受到整肃,显然与党内对毛发动鸣放和整风的极度不满高度相关。整风期间,党的各级干部受到党外人士的激烈批评,加剧了老革命、工农干部与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之间的传统矛盾。当时,一些基层干部在给毛的上书中,甚至以自杀相威胁,要求停止鸣放和整风。而一转向反右,那些在鸣放整风中不爽的党官们自然要加倍报复,太多的右派就是因为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而获罪,一个基层支部书记就可以把给他提过意见的人都打成右派。
   鸣放和整风引来党外的一片欢呼,但并没有达到遏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实权派的目的,反而党外人士的大鸣大放,为刘少奇等人反对鸣放和整风提供了大量的口实。因为,党外人士通过鸣放来帮党整风,既发泄长期积累的对毛泽东及中共的不满,要求破除“党天下”的一手遮天;也提出党外人士的政治主张,要求毛兑现1949年的共同纲领,要求民主党派与中共平起平坐,要求建立西方式民主体制。党外人士的这些批评和要求,非但不能为毛重塑权威张目,反而只能引发党内的更大不满,损害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如果不对这些“右派”加以强力反击,一党独裁及毛泽东个人权力都将遭到实质性削弱。所以,基于巩固党权的独裁地位,更是基于维护毛个人在党内的至尊,毛必须发动反右运动。
   毛的突然转向,虽然不能说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但毛从维护他个人的权力及党权的根本利益出发,经常使出翻云覆雨的手段则是其统治常态,“引蛇出洞”是他一贯的想法和手段。早在1957年1月18日-27日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国际上的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铁托事件,更针对国内各地出现的“闹事”和知识分子的议论,毛的讲话极为凶狠而阴险。他在1月18日说: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月27日毛再次讲话,明确提出后发制人的策略。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毖。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章诒和编著:《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出版P47-49;以下简称《无祭》)3月,在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已经明确提出了“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他说,无论有多少派多少家,就世界观而言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争鸣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无产阶级一家独鸣的局面。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却宁愿相信“百家争鸣”就是“百家争鸣”。
   由此可见,毛在号召鸣放和帮党整风的时候,已经为后来的转向埋下了伏笔,或者说,已经为“引蛇出洞”做了充分的准备。到了5月中旬毛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决定开展反右运动,他就明确提出“引蛇出洞”。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
   之后,他频繁出面召开党内高层会议,一面作出一系列强力反击的内部布署,一面要求各级党委继续鼓励鸣放。他就要用这种内外有别的方式,让党外人士继续鸣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为的是引出更多更大的蛇,放出更烈更毒的草,以便发动更有力的“后发制人”,实现聚而歼之的目标。这显然是“引蛇出洞”的阴谋。
   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强调:“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 5月16日,毛又亲笔起草了一个指示,虽然也谈到继续扩大整风,但重点是针对右派分子,再次强调:“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地处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问题。当天,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向与会者解释中央指示,他说: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是帮他们,现在应该让他们放完。”当晚,毛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新指示。(《无祭》P90-92)
   在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发出后,各部委和各地的党委立刻发动大鸣大放,党报更是开足马力鼓动鸣放,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整个5月下旬,《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中央部委、地方党委、大学、学会纷纷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全部是鼓励知识分子大胆说话,给党提意见。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由此掀起了校园鸣放高潮。5月20日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提出要求:1,继续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刊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越好。2,特别注意刊登中间分子的那些比较公允的批评右翼分子的言论,并逐步增加以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3,逐步增加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易过多。特别注意刊登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而不要登没有说服力的、火气太大、乱扣帽子的文章。4,登载那些改进工作的事实报道。5,在一段时间内,党员暂以不发言为好,但要马上着手分类研究右翼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进行反驳和批判。
   “引蛇出洞”指导下的整风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二阶段鸣放,而这个阶段的鸣放,从北京到各地都上了一个台阶,情绪更高,范围更广,言论更尖锐,北大校园的鸣放就是从5月19日开始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少数右派和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摸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P503)
   与此同时,各地“闹事”不断扩大和升级,校园内的鸣放直指一党独裁体制,各地党组织不断向中央告急,毛泽东开始担心政权的稳定,私下里甚至做了“再上延安”的最坏打算。他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比作中国的“纳吉”,大学里的右派们就是“小纳吉”。在他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开始把思想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他强调思想斗争的尖锐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进而认定右派分子的实质是夺权,反右运动自然就是一场政权保卫战。5月25日,毛修改了准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重新定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区分香花与毒草,正式将“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首次提出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也就是后来划右派的六条标准。
   毛的这个转向,得到了反对鸣放和整风的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在5月26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康生、柯庆施等人,一致把反右运动提高到争夺领导权的高度,刘少奇指责有些党员已经与裴多菲俱乐部一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在汇报上海鸣放情况时说:上海文化、出版、发行界“暴露得很厉害”。在“放的过程中,最坏的是民盟,”“他们的方针是一放到基层,二撤换干部,三算政治旧账。”还把手伸向工会,他们要求我们的党员坦白秘密,企图瓦解我们的党。知识分子也有很大暴露,巴金也出来讲话了,王造时、陈铭枢提出“私法”问题;王若望很猖狂,说出现纳吉也不为怪。他们的反动言论影响很广很深,动员社会各界起来闹事,官场、机关、银行、税局、贸易公司、剧团、电影、广播、大学都在闹。党内也出现异己,有些党员把民主党派当后台,有的党员提出脱党,有的党员向党外人士泄密。在会议上,邓小平做报告点到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大右派的名字。他说,右派是要我们阵地,我们的应对,1,改正自己的错误。2,孤立右派。3,争取中间派,用右派教育中间派,让中间派与右派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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