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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者对天下为公的理解谬以千里。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是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但绝不要求民众个体“大公无私”。天下为公追求的是政治之公，是法律的公正、福利的公共、分配的公平、领导的公选、权力的公开，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和为个人自由提供法律保证，维护的恰是每一个公民合法的“私”。
所以，现代“天下维私”的现代民主与传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是完全相通的。“天下为私”，是从个体的权力和自由的角废来讲，“天下为公”是就社会公共权力（“天下”）的层面而言。保障人权和自由，让各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同在共存，才是权力最大的公、制度最大的公、天下最大的公！
七
世人还有个普遍的错误，将思想批判与道德批判混为一谈。例如枭诗《六十分主义》写道：“对你们我只希望/达到六十分/及格了就行/就可以免受批评”。有西瓜氏就质问我：
你这首诗好象是有感而发。如果说的是真话，达到六十分就可以免受批评，你骂天骂地批了包括自由人士在内的那么多人，难道他们都是不合格的人？难道 刘晓波在你眼里也不合格？
诗可以见仁见智，是不能象西瓜氏那样“落到实处”去解读的。此诗本意有指向道德问题的“企图”。意谓在道德上，我对他人与对自己的要求不同，对他人，我坚持六十分主义。
西瓜氏之问全是缠夹混扯。首先，挨过我批评的，必是道德不及格的人（详见近作枭文《我非仁义不可，你们及格就行》）。对于守住了基本底线的人，我从不苛责。只要对方是“及格者”，纵有所批评，也是建立在友好、尊重的基础上的对贤者的责备。春秋责备贤者，因为贤者作为担任了某种职务的公众人物或负有文化历史责任的文化人，理应承担较普通为高的道德期望。
其次，我对刘晓波及一些自由人士的批评，大都属于思想批评。比如刘晓波，尽管他脑子被西学跑了乱马，于中华文化几无所知而充满偏见，尽管思想水平及对待批评的态度与内在道德不无关系，但在整体上或者说大人格的层面，我对他一直持相当肯定的态度。这方面，我是把他与余杰、杜导斌之流区分开来的。我对西瓜氏说：
你、刘晓波或者任何一个受到我批评的人物，如果不服，认为哪方面不合理，哪一点不如实，请具体指出来，不要凭空捣虚泛泛而谈，不要指东划西侧面迂回！
第三、我的任何批判，不论是道德批判还是思想批判，包括对中共的批判，都是坚持直道、中道、公正合理等仁义中庸之原则的，不敢违心，不敢妄言，更不敢无中生有（如因信息有误而导致事实及判断有误，那是另一个问题）。
2008-2-1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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