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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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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什么“东”“西”?

从1978到2008,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三十年了。回首既往,论家蜂起。这半个甲子的风风雨雨,在各种不同视角下,以多元形态呈现在世人眼前。

   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问,中国改革三十年,什么“东”“西”?

   各家论述,众声喧哗,这里无法一一涉及。譬如,对于原教旨共产主义老左派的观点,因为它不成气候,已处边缘,兹不赘轮。

   本文只想粗略考察三种有某种代表性的关于三十年的观点,焦点局限在毛、邓这两个三十年的异同。在政治光谱中,我把对改革的看法简化为的三个区段:1、左翼(毛邓)统合派观点;2、自由派的区隔论述(毛邓的六十年前后对半二分,改革三十年二分);3、右翼统合派观点。

   左翼统合派的观点以甘阳为甚。他认为:“把前三十年(毛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时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 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 对于 “一些比较大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他一反众议,竭力讴歌毛对于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贡献”,认为毛为1978年之后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由此进而认为毛时代30年与后毛时代30年,这总共60年是连续的、一体化的,二者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他向往的未来,则是“儒家社会主义”。这大体可称为肯定式的毛邓统合派:六十年一贯制。

   右翼统合派观点以刘自立为代表。他的基本观点是毛时代与邓时代无甚差别。他认为“49年,是人们说的革命或者建国"有功"。功在何处?就是恢复私有制,土地私有——这是伟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实行《共同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论,让资本家合法化,对知识分子来一个同进凌烟阁,大家分田,分钱,分官,真忙。…. (但)这个逻辑很快就破产了,章罗们,很快就成为右派;资本家们成了财产被剥夺者;农民们,被取消了土地私有,于是,我们从结局看待当初,会有一种‘统一场’论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所有权贵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现在所谓92年邓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后,变得变本加厉。这些端倪是什么呢?一是,改革不曾引进任何普世价值和自由理念。这个东西,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谓市场经济机制中,从来没有引进党可以不领导经济,也无权领导之的任何理念。党的经济垄断,从来没有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哪怕是做些许摒除。”这大体可称为否定式的毛邓统合派:也是六十年一贯制。

   在自由派,则基本上采取区隔毛邓时代的立场。虽然各位作者的具体论述不尽相同,但大体共识,仍有迹可寻。譬如秦晖认为:“中国改革前(毛时代)经历的是一个负帕累托的过程,几乎所有人都吃亏,获利的人极少。改革在负帕累托的背景下进行,(改革)前期阶段就自然变成了所有人都得利的过程。”“文革破坏了计划经济,使改革具备了一些条件,这个说法有道理,但认为当时把计划体制破坏掉了就是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错的。”“文革时代破坏计划经济并不是要搞市场经济,它造成的结果是一种既没有市场也没有计划的糟糕状态。”朱学勤认为:“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但)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徐友渔则认为:“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这些大体都可称为区隔毛时代和邓时代、区分两个三十年的论述;但他们也承认,在政治结构上,二者之间仍有相当强的连续性。

   显然,对三十年改革的评估,无法绕开邓小平。对中共执政六十年的评估,绕不开对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个政治符号的比较与评估。

   邓,作为一个毛式左倾路线的两次受害者,作为因毛氏红卫兵批斗致残者的父亲,他看到并切身体会到毛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从感情上否定毛应是顺理成章;然而,作为毛创建的的政权和利益集团的继位者,作为毛早期的党内追随者,从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洗刷毛的大部罪行,而把它转嫁到毛夫人及其同伙身上。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操作者,他无疑已经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根本上正在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对于自己前半生为之奋斗的、执政合法性源泉的马列毛主义,他又不能“砍旗”,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但是通过把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颠覆原有的内容等方式,邓为自己的政治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马列毛)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他提出的“不争论”方针的奥秘。

   毛泽东与邓小平,虽同为共产党,但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舞台上的两个象征符号,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和治国风格。毛吟诗作赋,耽于梦想,不守常规,蔑视法制,置几亿生灵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于不顾,大起大落,折腾了中国近三十年。饿殍遍野,冤魂无数。邓低调求实,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毅力非凡。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冒死犯难,签约单干。农民这种以死相拼的气势震撼了中南海。邓因应大势,顺水推舟,打开了在经济体制上非毛的闸门,放松了经济上对国民的强制,变革了毛氏的人民公社等经济制度,把中国向世界打开,放权让利,为经济起飞解除了束缚。然而,不可原谅的是,也正是邓,把坦克车开上大街,血腥屠杀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成为他永远抹不掉的历史罪孽。

   诚然,如刘自立看到的,毛邓不是没有共通之处,那就是竭力坚持中共的垄断权力。然而倘若说1978年的逻辑与1949年的逻辑是一致的,那也是昧于事实之论。

   1949之后,在56、57、58年之合作化、公社化、剥夺资本家以及打击右派实施思想国有化,这些是对于中共在《历史的先声》中自由民主许诺的彻底践踏和逆转,已无可争议。刘自立文内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刘把建政初期的土改一言以蔽之为“恢复私有制”,则是明显误导;称78年后的改革开放“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亦是过甚其词。在49年土改那里,先是用暴力抢掠私人(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财产,名义上分发给其他私人(贫下中农),然后,合作化、公社化又统统拿回土地至一家(党-国)手中独占,土地被集中到了一个最大的地主——政府手中,真正彻底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乃枉顾任何历史正义。是故1949年之后(56、57、58、66年)毛的逻辑是明火执仗的抢夺与倒退,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化,这难道还有什么异议?试问,如今农民的地契何在?

   而回观1978年之后的改革以及1992改革重启,固然内蕴严重缺陷,但无法称为倒退,则是显然的。

   大体上,1949 与1978,一个是自闭于国际社会,一个是渐近于外部世界,后者虽然摇摇摆摆,进三退二,但两者的逻辑及其方向仍是不同的。

   1992年的改革重启,虽然政治上禁忌森严,但在经济制度上,邓的“不问姓社姓资”,已经跨过了八十年代反复缠斗的共党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门槛。人或问,何以至此?深究之,它的“解放”机制,其实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逻辑前提里:当局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无所谓了,它们通通丧失了约束力。借助胡赵八十年代奠立的经改框架,借助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一个空前的“淘金热”降临中国,一个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机会君临中国,并最终把中国热烘进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三十年的中国,与前三十年相较,除了政治禁忌仍存,其余已百无禁忌。

   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硬生生“整合”在一起,并高调捧毛,甘阳的抬杠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涉及的是基本事实问题。其实,连中共自己也承认,在毛时代后期,中国“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也许,甘阳要的就是这种混乱和崩溃。倘若用一比喻,他的文章的逻辑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建一座崭新的城市(新经济制度),是有老城市的建筑(计划经济)存在好呢,还是干脆就一片废墟更好?他选择的是毛氏废墟。也许,在废墟上建设的确方便,用毛的话来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别忘了,旧城也是有人居住的。(前苏联计划经济)式的旧城旧屋固然令人处处受缚,非常难受,但总比居无屋,在废墟上挨冻受饿要强。甘阳大概已经忘记了在三年大饥馑中横卧于村的三千多万饿死的农民,也忘记了自己当时成年累月饥肠辘辘的感受了。十几、二十年前他可并未忘记这些人类史上罕见的灾难与罪孽,屡屡愤愤然向天指控。如今何以如此心平气和飘然物外了?也许他真有了重大的学术发现,发现什么反右运动,什么大饥荒,什么文革浩劫,什么六四屠城….,统统是子虚乌有,惑众妖言。倘若甘阳果真有此重大学术成果,何妨略示一二,以开化一众凡庸之辈?否则,何人愿意被“整合”进那他津津乐道的闭锁于世界的毛氏“一穷二白的三十年”呢?人,毕竟不是毛氏实验室的实验品。实际上,那个实验室,至今还存在一个封存的缩微版和活化石——北韩。如今,是人们投奔那毛氏实验室,还是被实验的人们纷纷冲出围城呢?要判断人流的方向,只需到中朝边境去看看就清楚了。

   鉴于上述,虽然有些细节与用语或有可争论之处,但不必讳言,笔者的基本看法与前述秦、朱、徐等朋友是有相当大共识的。简括而言,固然毛、邓时代有其联系,但这两个三十年显而易见的重大区隔仍属基本常识,它是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一般中国人共享的前提和常识。那不是任何标新立异可以抹杀的。

   如今,又是三十年了。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这是今天中国再次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徘徊在这一历史的分叉点的我们,突然听到了几声轰然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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