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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向毛说‘不’的伟大女性——记宋庆龄(大风浪里三君子之三)

    在1957年这场‘大风浪’里,能屹立不倒的知名政治人物中,对遭劫者没有发出违心言论落井下石的,实在寥寥可数。能够仗义执言触毛逆鳞者,更是绝无仅有。那就是宋庆龄先生。
   
    这里用‘先生’称呼这位伟大女性,是想传达出一种历史感---49年中共建政之前,‘先生’并非男士专用称谓,具一定身份地位的女士被称‘先生’,乃属司空见惯。当然其中蕴含着相当的尊重成分。
   
    正因为此,即将登基的毛在当时的北平,亲笔修书给远在上海的宋,就是这样写的: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
    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祁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来的亲笔信也与此相仿: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
    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
    幸。专上。
   
    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此处不厌其详地照录毛周二函,除证明‘先生’一词之用于宋,在将近六十年前最合适不过,亦藉已表明中共当时对宋敦请之殷。其结果是,宋虽然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陈廷一《宋庆龄全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396页)但考虑一个多月后,她终于还是同意北上了。
   
    49年8月28日下午,宋庆龄由邓颖超陪同自沪抵平。毛提前半小时到达车站迎候。这是毛仅有的两次亲临车站接车(另一次是欢迎程潜)。朱德`周恩来等亦到场,属于极为隆重的礼遇。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尽管宋在20年代末就加入了共产国际,而彼时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毛并不把她当做自己人。甚至连‘客卿’都不是。准确地说无非是花瓶,通俗的话叫做‘聋子的耳朵---摆设’。无论是担任所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长期居于上海的她都没有任何实权。她真正管得到的,恐怕只有多年前创办的一个基金会。该会于1950年8月15日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主要从事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她将自己获得的斯大林和平奖金全数捐赠给它。
   
    57年5月中旬,毛决定从整风转为反右,除通报党内最高层刘`周`邓等几位之外,也向极个别党外‘民主人士’打招呼。
   
    据当时任职于《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回忆:
   
    在六月以前,由于对‘双百方针’的广泛宣传,大家都已接受了。现在突然又来这么一个大转弯,许多人思想不通。我记得有一天胡乔木来到报社,指示反右派宣传。他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开始的话就是:‘这次反右派是个考验。郭老拥护,宋庆龄就不支持。主席说,他们两人的表现就不一样。。。’(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538页)
   
    不过,她毕竟是国内外瞩目的孙中山夫人,又是所谓国民党左派的头面人物,毛还是给她面子。当年11月7日,苏联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她被列入毛亲率的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并在大会主席团位置就座。九年后的文革之初,周恩来亲自列出要保护的十三名‘高级民主人士’名单,宋列首位,获毛批准。当时她已乔迁北京,得保无虞。
   
    可是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就遭红卫兵肆意破坏,石碑被推倒,连骸骨也被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后虽得周恩来干预迅即重修墓地,但其心灵创伤仍难以平复。所以,当毛派江青来看望她,‘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时,听着‘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捧红卫兵’,她‘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弄得江青下不了台。(《宋庆龄全传》,432页)
   
    1967年元旦,刘少奇实际已被打倒。宋仍吩咐,跟往常一样,向刘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工作人员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她很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同上,435页)
   
    当刘在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后,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同上,436页)
   
    另据有关记述,此前她就曾写信给毛,为刘说项,称刘无大过,应予解脱,以早日结束乱哄哄的局面。毛回信断然拒绝,信中竟连刘的姓名也不提,只说‘个别人的问题很复杂,一时说不清楚。’她此举使毛甚为恼火,一怒之下毛吩咐周说,你去告诉老太太(指宋--张注),她不高兴留下的话,要去美国,香港,去哪都行。周深知此乃毛一时气话,并未转达。次日毛觉不妥,急召周问曰:你告诉老太太了吗?周佯装胡涂答称:因事忙,此事未及办理。毛说:那就算了。
   
    刘死后直至1972年,宋名义上仍与董必武并列为‘国家副主席’,代行‘国家主席’职务,但再不就国事‘说三道四’。然而,其心中愤懑并未消解,终于在毛呜呼哀哉`文革结束后喷涌而出。她致函中共最高层,痛斥其建政后种种倒行逆施,表达心中的不满。对这样一位享誉国际的耋耄老妇义正词严的诘责,当局也实在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非但如此,出于统战需要,四年后,当宋病危时还演出了一幕快速‘接纳’其‘入党申请’的活剧,并突击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1926年4月16日,即孙中山先生逝世五个月后,宋庆龄曾致函她在美国的好友‘阿莉’(亚历山大德拉。曼。斯利普),表示自己将‘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可惜,努力奋斗55年,到81年5月29日她以88岁的高龄辞世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远未能实现。几年之后,海峡彼岸倒是开始了民主进程,而大陆则至今仍不见‘共和’即民主的影子,有的是‘中华(共)党国’而非‘真正的中华民国’。
   
    不过,可以告慰宋庆龄先生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依然被国人铭记。孙先生当年的奋斗目标---‘中国之自由平等’,最终必将在神州大地完全实现!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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