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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言论的57‘右派’

   半世纪前的另册中人,不是因言贾祸的吗?何来‘没有言论的“右派”’?
   
    且待我先说一个故事。
   
    还是60年代在新疆当‘牛鬼蛇神’的时候,在繁重的田间劳动‘小休息’之际,甚至往往就在正在干活时,常有那么一两个伶牙俐齿的小青年,香港称为‘后生仔’的,会讲些‘有味笑话’,即‘咸湿古仔’。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位俊俏的农村少妇,有次上了一艘小渡船,船上的几个中青年男乘客,纷纷出言轻薄,讨她的便宜。只有一名坐在船尾的后生,除了她上船时瞟过一眼外,始终没开口。船到对岸,人们鱼贯离去,那后生最后一个上岸,还没站稳身子,就挨了重重的一记耳光。他转脸一看,打他的原来是那位少妇。他委屈地问道:‘为什么打我?我刚才什么也没说呀!’少妇答曰:‘就是打你这什么也没说的,你是肚子里使坏!比说了出来的更可恶!’

   
    ‘肚子里使坏’,通常多指知识分子。倘属政治领域,文言叫做‘腹诽’。有的朝代会处死罪。新中国遵照‘延安整风’的先例,对知识分子格外照顾,法外施仁。尤其公职人员,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可谓皇恩浩荡。比朱元璋的‘剥皮楦草’或康熙`雍正的大开杀戒,仁慈得多了。50年前那场‘大风浪’里,知识人说三道四,意欲‘天下大乱’。当局‘不采取极端的政策’(毛语),只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选举权/公民权依然保留,在不明内里者,包括欧美各国的‘观察家’看来,这是何等宽松,何等胸怀!
   
    殊不知,这顶‘右派’帽子,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其重如山。此帽子下的‘公民’,灵肉所受煎熬无穷无尽,较之最长刑期(18年?)的劳改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不幸或‘有幸’加冕者,个别人确实并未在鸣放时开口,没讲过一句冒犯‘党’的话。不过,因缘际会,由于其本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缘故,被旁人或‘组织上’认定:‘是肚子里使坏!’这就在劫难逃了。
   
    新近相识的黄诚斌君,便属其中一人。他是不久前参加争取香港双普选游行那天,跟我们超南学长不期而遇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堪称有缘。
   
    黄君生于1935年,其父为澳洲华侨,但他却满怀‘革命热情’,14岁时在广州考入中共办的军政大学。入学之际他问为何录取他这个初中生,答云:因为你思想单纯。学习半年后毕业分配担任保密员,一直从事机要工作。56年调江西某步兵学校,该校即13年后文革时期,邓小平一家三口被贬之处。邓所住将军楼乃步校校长`某少将原先寓所云。
   
    话扯远了。说回黄君,他自言乃读书不成之人。故曾肄业的那所莞旅中学,僻处荔湾区边远之地,寂寂无闻。但其兄却成绩优异,抵澳与父团聚后入当地著名大学,后为出色的工程师,属上层社会知名人士。而他则于调步校一年后,跌进无底的政治深渊。起因为同事告发,说他阅读机要室所存的‘毒草’文字,诸如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之类,流露一副兴致勃勃的神色,云云。他才想起,先前该同事在他浏览报上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言论时,一再对其侧目而视。但他竟毫无觉察自己有何不妥。
   
    更匪夷所思的是,父兄在澳洲也成了他遭殃的原因之一,尽管他们都是亲北京的‘爱国华侨’。所以,他至今仍对往事耿耿于怀,认为自己冤枉。
   
    他的确冤枉。何况作为‘没有言论’的‘右派’,他所受处分也明显过重:开除党籍`军籍兼开除公职,遣送部队辖下的蚕桑场监督劳动,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而此前他拿的是少尉工资,每月70多元。
   
    两年后,他每况愈下,调江西恒湖农场,与近万名‘右’字号一起‘战天斗地’,风里来,雨里去。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正当大饥荒年代,该场因饥饿与劳累而死者不可胜数。他侥幸活了过来。其后文革时期经人介绍,跟一位广西姑娘结了婚,算是成了家,但继续在困厄中挣扎。
   
    好不容易峰回路转,1979年他申请赴澳获准,与此同时又告知给他‘改正’,还问他有何要求。因对海外情况不明,他竟要求调回广州。但抵穗请友人相助找一接收单位时,那位昔日步校同事`现为少将的驻军政治部主任,竟出乎意料地说他闭塞:哪有人放着澳洲不去而回广州的?于是他下决心全家五口先到香港再说。
   
    如今回顾,他这一步走对了。尽管因分数不够,移民澳洲被拒,他只好在酒楼当‘企台’(侍应)20余年,妻子做车衣工,都相当辛苦,但把子女抚养成人,均有安定的工作,亦堪告慰。其中,大学毕业的女儿当文员,两个儿子都是厨师,衣食无忧。他居于公屋,每月有705元‘生果金’,日子还可以过得去。
   
    不管怎么说,在我辈幸存者中,他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阿门!
   
    (0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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