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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恶狗姚文元——反右干将剪影之五

   80年代初江青在大陆应审时说过:‘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就咬谁。’这真是一句大实话。
   
   在‘四人帮’中比她低一辈的姚文元,同样是毛的一条狗,但可谓后来居上,连毛没吩咐他咬的,也乱咬一通。所以,应名之曰一条恶狗或疯狗。其咬人,始于55年反胡风。
   
   当时他撰写长文,题为《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极力‘夸大胡风的罪名,并教训上海文艺界人士不要存温情主义,要投入反胡风的行列。’(丁望《姚文元毛远新评传》,明报月刊社,1979年,40页)而资料显示,‘姚文元同胡风也早有来往。还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受姚篷子(其父--张注)之命,来往传递稿子信件`赠送土产,充当胡凤同姚篷子之间的联络员。’(《衣钵相传 同出一源》,《人民日报》77年5月21日)

   
   既然对于父执好友也如此绝情,则对非亲非故者更加心狠手辣,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在57年的崛起,首先归因于抓文汇报的小辫子。
   
   事缘当年5月25日,共青团八大(即青年团三大)闭幕,毛接见与会全体代表时讲话,点出坚持中共领导与社会主义这两条。对这同一新闻稿,几家报纸编排迥异。‘《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作了十分突出十分醒目的处理,而《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430页)
   
   姚文元‘独具慧眼’。他为此写了短文《录以备考》,发表于6月10日的《文汇报》。文中‘对比了几家报纸对于同一新闻稿的不同处理’,然后评论道:‘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同上)
   
   ‘这篇文章正合了毛泽东的需要。他让《人民日报》转载了它,并且借这个由头,写了一篇《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公开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毛还夸奖说:“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同上书,430-431页)
   
   应当指出,姚之受毛青睐,不自《录以备考》始。此前的3月10日,即在毛亲自号召整风之际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谈时,谈到宣传的片面性问题,毛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9年,400页)
   
   对此,徐铸成接着写道:‘主席这最后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认为他的片面性较少呢?’(同上)
   
   尽管徐铸成不解其故,但这位忠厚的老报人事后如实告诉姚:‘毛主席还提到你,说你的杂文比李希凡`王蒙写的较少片面性呢!’姚闻此‘红着脸微微一笑’。(同上)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得到‘最高’的嘉许,姚文元自然气壮如牛,凶猛如虎了。于是,他在反右中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积极‘参加各种“声讨右派”的集会,在上海的《文艺月报》`《萌芽》半月刊,北京的《文艺报》`《人民文学》月刊,发表了大量文章。
   
   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下列几篇:
   
   《驳施蛰存的谬论》,载《文艺月报》十七期(九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人民文学》九月号;《论陈涌在鲁迅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文艺月报》十月号;《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十一月号;《论‘探索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艺月报》十二月号。
   
   这些论文罗列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教条,任意给作家捏造罪名。他总是挑选作家的一两句话大兴文字狱,大翻旧帐,把许多小事都牵扯到政治上去,只求增加罪名扩大罪责,而不管是否言之成理。’(《姚文元毛远新评传》,43-44页)
   
   例如他批判时任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的许杰,针对许50年参加土改时的诗句:‘月夜泛舟搞土改,手扶栏杆过小桥’说:‘好一个“手扶栏杆过小桥”的许杰,在那样一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他只消在“月夜”轻舟之上就参加了土改,这究竟是自述其才华盖世?还是表现了他超然世外的闲情逸致?实际上这只是一纸寄给蒋介石的很好的备案文章,看吧!对共产党的土改运动,我是这样搞的!’
   
   ‘这段话真是蛮不讲理,这也正是姚文元的最大特色,难怪许多作家都称他为“棍子”了。’(同上书,44页)
   
   说实在的,当年姚文元抡起棍子,就像金庸《飞狐外传》里的苗人凤,‘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有毛作后盾。一批延安时代的老作家,诸如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人,甚至还有冯雪峰,黄秋耘,巴金,方纪都成了运动的靶子。据说,周扬曾向毛汇报,讲丁玲,艾青等鸣放中没什么言论。毛答称,那就翻老账。于是,根据毛的指示,《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刊出专辑,名为《再批判》,对丁玲等大张挞伐。姚文元充当了很重要的打手。
   
   他先后在《文艺月报》和《收获》双月刊上发表长文,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早期作品,前者用了毛的话做标题:《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割裂历史,横加罪名。他率先清算方纪的《来访者》,在《文艺报》发表《论〈来访者〉的思想倾向》,指其为‘丑化社会主义社会和美化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作品’。方纪时任天津文联兼作协领导,和丁玲`艾青都被打成右派。
   
   姚文元用笔向艾青宣判。他在《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艾青的‘时代’就这样地在人民的憎恨中结束了。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艾青走完了他自己的路。(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358页)
   
   上述《人民文学》九月号批何直(秦兆阳笔名)与周勃的文章,是姚一大力作,长达三万余言。跟批艾青一样,没有逻辑论证,形同判决书。文中举了李国文的《改选》为例,指其受了修正主义思潮影响。李即被划为右派。
   
   他还对巴金发起攻击,企图将时任上海文联兼作协主席的巴金轰下台,以便改组文艺机构,使自己得以升迁。但未得逞。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那篇著名的《录以备考》中说:‘这回好在文章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可见其早以‘棍子’臭名远扬。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就说过姚‘简单粗暴’,是‘棍子’和‘框框’。老作家夏衍`巴金也对之深恶痛绝。(《姚文元毛远新评传》,54页)
   
   不过,由于张春桥`柯庆施的支持庇护,更由于毛的偏爱垂青,姚文元的政治行情一直看涨,文革时期更臻于高峰,一度排在第十一位,仅次于九名常委和江青。他主管舆论宣传,犹如纳粹的戈培尔。不过,树倒猢狲散,毛一命呜呼之后,名列‘四人帮’之末的姚文元,迅即与其同伙一起沦为阶下囚,并遭亿万民众唾骂。这个叛徒的儿子,跟乃父一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这就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倘借用文革语言,他便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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